刚看完于谦唱的大鼓书。没成想啊，于谦的鼓书也唱得这么好，我很欣慰。

我一欣慰就想给北京市长写封信，说道说道北京城的事，尽管我越来越不喜欢北京城了。

前两天逛了趟大栅栏，北京话不叫大zhalan，叫大shilan。大栅栏那条街还在，那些老字号也在，但正阳门奔南的大街，因为拆迁，已经面目全非。大街西侧的珠宝市那条街，被断成了好几截儿，闻讯而来的做小买卖的，租了破屋烂瓦吆喝着“拆迁甩卖最后几天”。几条胡同里，到处跟走了水火之灾一样，让人想起了旧社会。再往西，是新修的一条宽马路，宽得都吓人，白惨惨的日头照着路面，倒显出几分凄凉。一老太太守着间破门面当街站着，这间小屋据说打了好几架也没个最后的找落，倾斜的门框窗框，跟这条通衢大道脸儿对脸儿，怎么看怎么别扭。

北京城的面目，究竟应该什么样？梁思成当年嚷嚷过，没管用；前些年，一法国女人也跑北京来嚷嚷过，当然更不管用了。什么才能管用呢？都快一百年了，没人知道这个答案。发展是硬道理，保护是非主流，换谁做了北京市长，一样要拆不要保。嚷嚷可以继续，白嚷嚷也肯定会继续。

不保就不保吧，梁思成地下哭成泪人儿也活该。不保之后呢？我知道大栅栏改造这码事，已经有十年左右了。当时据说有港资要来，政府很欣慰。结果跟人家一算帐，改造之前，您先把拆迁费也摊了。这一摊，把香港人吓跑了，改造之事，就此搁下。一晃多少年过去，与时俱进啊要，光修个前门楼子不顶事，最后还得都改。那钱呢，不知道这回有没有冤大头，不过从北京市两会的一则新闻里，透露出这钱还是政府买单。

那则新闻说，一女人大代表跟北京市长都急哭了，就为了宣武区的3000万改造费。市长大人很会哄人，说你别哭了，哭怎么能建设和谐社会呢。但人家女代表是认真的，逼着市长找区长、找完区长再找规划什么的，最后达成协议，市里掏一半，区里掏一半。

如果中国多几个这样的人大代表，是中国的福气。不管你是哄我还是我逼你，反正把事办了，就值。可是，这也暴露出一毛病——为什么按程序走没戏的事儿，直接找市长就有戏了？是程序里出了问题，还是市长这一哄人就弄成越权了？所以，中国多几个这样的人大代表，把事儿办了之外，还顺带着抖落出一些行政上的窟窿，的确是中国的福气。

因为两会，北京市长很忙。因为是北京的媒体，报道市长言行的新闻都带着拍马屁的嫌疑。这也好，拍的同时，让我们看出类似不少的玩意儿。

拍马屁的说，市长说了，北京奥运，他最担心的是开幕式下雨，最不担心市民觉悟。对此，我有一半认同，那就是不担心市民觉悟。但我最担心的，倒是北京市政府。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拍马屁的另一句话让我这么说的。那个报道说，市长又说了，对奥运期间的北京交通，他一点不担心。

我也不担心，中非论坛那会儿，全世界都知道了，北京一声令下，公车全封，北京交通这叫一畅快。我还相信，08奥运，公车全封之外，还可以再来个私车也封，那北京马路得消停成什么样——想想北京非典时候的样子吧。所以，不但市长不担心，全北京的人都不担心。问题是，北京市政府不是奥委会，不是就管奥运这20几天的北京交通，你不是对全世界运动员和你上司负责，而是要对北京市老百姓负责，所以，奥运之前呢？之后呢？你怎么办？

有办法了。今天又有消息来了，说北京的税务局长发话，要把车船使用税上调。发这个话的同时，还说要先听市民意见。我看了看，有800多条网友留言，绝大多数都是反对，气性大点的，说：你们这帮强盗，老百姓刚有点钱，你们又惦记上了。我不在乎北京市的官员到底看不看这样的留言，也不在乎这些留言是不是可以代表民意，更不在乎这些民意是否真的能对最终的政策有所影响，我在乎一点，就是如果市民的态度整天跟政府这么戗戗着，那政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政府，百姓又是什么样百姓，和谐咱不侈谈了，连和气都保不住。

1932年的时候，胡适曾总结过中国的五大毛病，一是贫穷，二是弱，三是愚昧，四是贪污，五是纷乱。今天看，好象依然成立。而这些毛病，如果找罪魁祸首，百分百找不到老百姓身上。去年的时候，我还惦记着让记者去搞一组关于北京奥运与市民文明的稿子，但后来我明白了，市民文明与否，跟政府有绝大的关系。我看着那个安徽贪官的赃物陈列，看着上海社保案的关系图，我觉得到奥运时北京大爷们说句京骂光回膀子什么的，真不算什么事了。就算真怕丢人，还有一招能用，把奥运村也封了，彼此隔离，最干净。老话怎么说来着？窃铢者贼，窃国者王。老外又怎么说来着？叫偷铜子的进监狱，偷铁路的进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