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了。

从老舍那得知，年关年关，年之所以为关，主要的原因是年底要还债。关于债，我们今天虽并不陌生，但举债的比率毕竟不高，除了极少数，也没有过年非要还债的必须，以至成了关口。

当初不是这样，一是借债像家常便饭，民间借贷的传统很发达，有点儿家家必须借、不借不是人的意思；二是还债的期限，都集中在过年。平时笑呵呵，一到过年就翻脸。年关有这一节现实的障碍做解释，的确不大好过。而现实的压力作用在脑袋里，就变成了精神的压力。压力感倒是符合传统意义上过年的理由的。过年，听起来本来就有点儿过关的意思，那个“年”不就是一种怪兽吗？放炮、送鬼、请神、上坟……这些民俗看上去并没什么喜兴劲儿，无非是对付怪兽、求个安生的手段，但今天怎么就变成了个乐子呢？普天同庆的，吉庆祥和的。

现在是平安夜——明儿是也素生日，今儿玛利亚正受着临盆的痛苦，平安不平安正说不准儿。何况又是在马厩里待产，卫生条件什么的都很差，纵有神明保佑，受风感染的风险多少还是有的。所以，这个时候，表情凝重地祷告好象是唯一可做的事情，大松心地乐啊乐的，就有点儿不着四六了。即便等到明天，孩子生下来了，母子平安，喜讯传遍赤道南北，但也不要忘了，孩子刚生下来，跟活下来还有段距离，受风感染的风险并没减少，反倒加了个奶水不足的担忧。而且毕竟是生在半道儿，一切保障都要打折扣，高兴是应该，但盲目乐观却并非好事。事后的故事证明，这孩子受了不少苦，死的时候也很惨——都被钉成了那样。

但是，历史是容易被忘记的。人们不愿意回忆那充满危险的夜晚，到头来只记住了也素诞生，而且以自己的理解，把喜悦和疯狂强行嫁接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变成了自己享受快乐的一个借口。

享受快乐完全正确，跟快乐做对才有病。不过，我现在依然在纳这个闷儿：过年也好，平安夜也好，为什么当初让人类产生压力感的东西，到后来却变成了享受快乐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们变得自信了吗？或者说我们拥有了驾御这个世界的手段？

如果说前面对压力感的解释属于胡编乱造，那我在承认是胡编的同时，依然坚定地认为，我们的祖先是经常有些压力感的，而且压力感的确也表现为一种文化了。你可以想象，他们的眼神里，总有一种略带茫然的悲哀，脸上总挂着一堆问号。昨天我看了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年的展览作品，我说的那种眼神，你可以在其中某些照片里见到——当然，也是历史照片了。

关于中国文坛如何如何，这几天新闻里没少出现。对此，因为很少看小说，所以我没有发言权。不过，说到今天的话题，却联想到了作家的义务——我心目中的好作家是什么样的？

以我的观点，真正的作家，应该有俩义务，或者说是俩特质。第一个是预见，敏感要多过哲学家，时间要早于科学家。别的家还在乐观评价这个地球的时候，你要冷静点儿，告诉我们这个地球到底会往哪转；别的家还在津津乐道这个地球上的新东西时，你要冷静点儿，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到底会把咱带往何处。打个比方，我现在正打字的这个电脑，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说它想毁灭我，但作家已经把它的魔鬼本色告诉我了，而且还拍成了电影，形象地说明了它为什么是魔鬼。第二个义务，是慈悲。慈悲不是简单的仁慈，关键是后面的这个“悲”。悲天悯人看上去消极一些，但并非坏东西，而且这看似的消极，其实倒是我们谋求真正快乐的基础。准确说，如果我们要享受的是幸福，而不是快乐，我们就必须度过“悲”这一关。真正的作家，是需要怀着慈悲的心肠，怀着一种悲剧化的情结，来面对生命和写作的。在此，拜托铁凝同学了，带领中国的广大作家和伪作家们，朝这个方向多少努力一把。

外面响起爆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