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一位朋友的委托，我把一只08年奥运的藏羚羊吉祥物用塑料袋封好，再取一块岩石压住，放置在索南达杰的墓碑基座上。瑟瑟寒风里，我向这位保护藏羚羊的烈士鞠了三个躬。当我抬起头时，纪念碑右侧高大的藏羚羊群雕，以及更远处标有昆仑山口3800米海拔的石碑，在云层里射出的几道阳光的照耀下，披上了一层黄金的光芒，刺目而辉煌。

索南达杰是电影《可可西里》里那位巡山队长的原型。尽管当地的巡山队员常常用笑来表示对电影情节真实性的质疑，但影片内外两位巡山队长的结局却是异常真实而一致的——他们都死在了盗猎者的枪下，死在了保护藏羚羊的途中。

同样真实和一致的，还有巡山队的艰辛和危险。

29岁的罗延海是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为数不多的汉族警官之一。这位从小在藏区长大的小伙子，凭借着一口流利的藏语和与藏族兄弟水乳交融的友情，迅速成长为可可西里森林公安分局的副局长。

在前往可可西里保护站的途中，罗延海一边兴奋地用对讲机与前车的同伴开着玩笑，一边回答着我的提问。他说，一年之中，管理局平均每个月有一次集中的巡山行动，每次巡山为十到十五天，两三台车，十个人左右，配备冲锋枪和狙击枪。雨季，可可西里腹地泥泞不堪，连越野车都开不进去。这个季节，藏羚羊、巡山队、盗猎者都相安无事。但一过雨季，特别是每年六月藏羚羊迁徙和产羔的季节，巡山队就忙起来了。

巡山队员们介绍，真正的艰辛和危险并非来自盗猎者的武装对抗，虽然他们手中也握着小口径步枪。来自寒冷的气候、车辆趴窝的风险、盗猎者的逃跑、迷路、疾病，甚至狼群和棕熊，都有可能对巡山队构成致命的威胁。

如果抓捕到盗猎者，那就意味着，行程中巡山队每天24小时中必须保持至少有一个人是清醒的——一分一秒的瞌睡都不许有。罗延海说，一次巡山途中，车辆坏了，不得不发掘一下盗猎者里维修车辆高手的潜力。也因为这样，那个盗猎者借机逃跑了。巡山队耗费了很长时间，在无人区里来往搜索，也没有找到。直到一个多月后，巡山队根据线索，在格尔木的一家旅馆里找到了那个逃跑者，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说到可可西里的荒漠狼，队员们更多的把它们看成一段有趣的经历。比如一只狼能坐在路中央，跟巡山车辆对峙半天。碰上一群狼，你又按喇叭又拿大灯晃，折腾半天，它们或许会懒散地分列两队让出一条路来。等到你半夜住进帐篷，刻意绑在车顶的唯一的几斤肉食，没准就成了狼们的战利品。而没有肉食的巡山经历是无法想象的，用队员们的话说，方便面吃多了，听到这个词都想吐。我想说明的是，方便面不仅是巡山这十几天的主食，而是保护站里终年的主食。天天吃，你试试？

不过，对于巡山队来讲，起码有一个大问题他们可以不用担心了。现在，他们有了卫星电话。虽然高昂的话费让这个东西在大多数时间里变成了一块石头，但真遇到彼此失去联络，它却能派上大用场。罗延海说，没有这个东西之前，每次巡山，大家只能约定一个严密的时间表，一旦失散，都必须按这个时间表走，到了集结时间，如果有人晚了，那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重新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

至少队员们是这么看的，那就是，随着近几年社会各界对可可西里藏羚羊的宣传和重视，这里的一切都在改善。

可可西里保护区有四个常设保护站，由东而西依次是：不冻河、索南达杰、五道梁、沱沱河，基本上分布在青藏公路沿线。22日傍晚，当我住进索南达杰保护站，看到一片红色的简易房，看到房间内整齐安置的上下床，看到公路上来往的货车，看到青藏铁路上进藏的最后一班客车驶过，我明白，这些都意味着藏羚羊命运的改变，也意味着保护藏羚羊的人的命运的改变。

索南达杰保护站有一间七八十平米的展览室。里面除了初期布置的藏羚羊头角、骸骨和令人发指的偷猎图片外，更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民间组织以及参观者留下的旗帜、标语、不干胶贴和留言。如果说可可西里无人区并不是一个确切的说法，那么在由兵站、道班和保护站组成的“有人区”里，很显然，保护站已经变成了“人气”最旺的所在。22日傍晚，一位姓杨的女士正在和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一一拥抱道别。她是这里的老志愿者了，每年都来，而拥抱，是可可西里表示最亲近的肢体语言。像杨女士这样的志愿者，每年都有很多。他们怀着对藏羚羊朴素的情感，甘愿来此吃苦，甘愿舍弃工作。我不知道，如果保护站有足够的接待能力，那么每年将会有多少人来到这里。

罗延海证实，今年以来，他们在巡山中还没有碰到盗猎者，惟一一个案子，是在保护区外破获了一个窝藏皮子的窝点。

声势浩大的保护宣传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的爱心，也震慑了盗猎者。绝大多数盗猎者都是来自青海东南部的农民，他们利用农闲季节，受一位老板雇佣，分别扮演着枪手、司机、割皮工、厨子等角色。巡山队员描述了当年盗猎的血腥场面——白天他们尾随羊群，到了晚上，大灯一开照定猎物，越野车就围着羊群一圈一圈地转，右门被卸下，副驾上的枪手不用瞄准，枪声响起……“那简直就是屠杀”，巡山队员现在说起依然面色沉郁。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只要你杀了三只羊，就会判十年徒刑。而保护区的高密度巡山，和随时随地的设卡检查，又强化着打击盗猎行为的不遗余力。罗延海说，现在碰上藏羚羊迁徙越过青藏公路，只要保护人员挥手喊停，司机们就会非常配合地排队等候。他还畅想说，如果哪天咱们跟外国一样，有了直升机巡逻，那阵势，看谁还敢盗猎。其实，在许多人眼里，藏羚羊这种温顺的动物，已经成为可可西里最重要的组成一部分。在索南站对面，有一座青藏铁路上最长的清水河大桥，长度达11公里。为什么修这座桥呢？就是为了给藏羚羊的迁徙留下一条宽阔的通道。

今天，可可西里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已经从最少时的2万多只，繁衍到5万多只。回到北京，很多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看到羊了吗？这不成问题。我不但看到了藏羚羊，还到了藏原羚，看到了藏野驴……它们就在距离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不到50米的距离内，悠闲地吃草。索南站的工作人员曾经为我展示了一副巨大的喷绘——在距离站址200多公里的卓乃湖畔，夕阳西下，2万多只藏羚羊聚集于此产羔繁衍，壮观的场面令人感动。

在索南站过夜的那晚，是我几次高原经历中反应最大的一次。虽然这里的海拔不过4700米，但我却踏踏实实地品尝了一回什么叫“头痛欲裂”——疼得我几乎没法合眼。23日一早起来，鼻子又干燥流血，坐在床沿，半天才站起来。30岁的赵站长走进房间，鼻子里同样塞着纸，我们相互一笑，他说：在这里值班时，他天天早上都这么塞着。

8点钟，是保护站给七只小藏羚羊喂奶的时间，它们都是在今年产羔期成为孤儿的。用义款买来的袋装鲜奶被工作人员灌进奶瓶，又在小羊们兴奋的叫嚷声中被吞入喉咙。

中午时分，离开索南站，当天我们要赶回格尔木。司机明白我们的心情，特意又往可可西里深处开了一段。还真没白去。在楚玛尔河大桥，一队藏羚羊正在涉水过河。工作人员说，这个场景连他们也很少见到。于是，大家安静地等待着——头羊过去了，大部队过去了，最后还剩一对母子，好象有点儿胆怯，不停地逡巡，似乎在选择过河的地点，终于，它们跳进了那条红色的河流，漂浮，然后是几个矫健的跳跃，它们成功了。远处的我们，爆发出一阵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