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在给京城一位才华横溢的编辑信中写道：“我觉得我们的社会需要解决诸如情感、道德等等意识问题，最好的办法唯有利用文艺这种武器去潜移默化，在共鸣的基础上改变人生认识，从而达到共识。由此，我希望形成‘浪漫现实主义’的个人风格，在唯美的诗的意境里对现实社会提出尖锐的批判，而其中采用的形式却是小说。也许我的想法有些片面，小说最能‘经典’其社会影响也最大，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大多颁给小说家，而很少诗人，更不曾有散文家。”

少年时代，我已然怀着对“诺贝尔”的执著梦想。那时候，我蜷缩在宿舍硬板床的被窝里，深夜里打开手电筒看小说。没过多久，同睡的伙伴把我告发了。我的班主任，又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父亲。父亲说了我：“你的事，自己看着办！前面的路，靠你自己走！”从小到大，父亲没有责骂过我。只是一次酒后，嚷着要打我，但被奶奶拦过了。父亲从来不管我的学习，只要每学期结束捧回三好学生的奖状。我一直是一名好学生，也没辜负父亲的期望。到了十五岁，那年父亲的打算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去了一所中专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有个很好的女教师。她很漂亮，约三十多岁，属于大方典雅的那种气质。她的丈夫是个军人。因此，一年中的大多数时候，她独守空房。当然我没有别的意思，因为她是我的语文老师。她说，娶妻最好是日本女人。她还说，沈从文的《边城》有着诗一样的美丽文字。再次她喜欢《红楼梦》，寂寞时一直读它，那时已读过八遍。因这些，我喜欢上文字。我发起成立了学校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学社团——青年文学社。我把自己信笔涂鸦的作品，拿给女老师看。她从来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但她会教我，应该怎么写。那时候，我对她有一种仰慕。真的，同学们说我暗恋她。就算是吧，在我心目中，她像女神。

青年刚开始时，我又与文学结缘。那年我十九岁，我偷拿了家里的钱。那个夜晚，在我的记忆里终生难忘。我把书装满两麻袋，黎明前趁着浓雾悄悄溜出家门。顺着我家门前的小河，走出不多远，又沿着大河往上流走。来到一个小镇上，我在那里租了房子，还是托初中时的女班长帮我找的。很奇怪地，那一年继母说我回来晚了。本来家里打算给那位女班长提亲的，但她跟当地税务所的一名公务员已订亲。见到她时，已然没有多少话。房东家三口人，夫妻俩和一个孩子。丈夫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妻子很善良，家里家外都是她在忙。我住在她家，住不多久三餐也在她家吃。我借口考试，也没人管我。我真怀念那段日子，给了我文学道路最美丽的开始。当时，那种情结是以后不可能有的，所以三个月后我完成了《青春年少》的写作。来到北京后，我曾经带着那部书稿去了华艺出版社。因为看到作家刘震云说那家出版社提携新人，但实际上远不是那么回事。一位编审说你看有位陕西工人（一生的心血）写的七十万字作品，在他们那里已放了两年。原因是需要钱才能出书，或者找到书商，签约出版拿稿费。那时我就想，我的文字并不成熟，我不想出，我要把它放上十年。那是我的处女作，唯一用笔写出来的厚达一尺的稿纸。再后来，我学会电脑后把纸上的文字做成了电子文档。工作时的一位老板带去了沈阳，给当地党报的一位编辑看，人家直呼“不可思议”。大概的意思是，以十九字的年龄不可能写出那样深度和厚度的作品。因为那不是从书本上转借来的经验知识，而是从现实中写来的经验文字并带有对现实的尖锐批判。其实我很少看那些文字，太过于超常发挥。其中长达十万言的诗体小说，对于阅读者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那样，我却明白我离诺贝尔近了一步，我确定了自己“浪漫现实主义”的风格和方向。

刚来北京的前两年，我没写过一个字。也做着和文字不相干的工作。再后来，因为《京华时报》创刊时，那位叫陈雪儿的副刊编辑发了我的文章。雪儿是个很有才气的女人，上学时就在《新民晚上》写诗写文章。她为报纸副刊上的豆腐块文章写的“雪儿小语”，成了一绝。我的笔名“雪浪天”，就取了她名字中的这个雪字，引她为知音，我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我们的社会需要解决诸如情感、道德等等意识问题，最好的办法唯有利用文艺这种武器去潜移默化，在共鸣的基础上改变人生认识，从而达到共识。由此，我希望形成‘浪漫现实主义’的个人风格，在唯美的诗的意境里对现实社会提出尖锐的批判，而其中采用的形式却是小说。也许我的想法有些片面，小说最能‘经典’其社会影响也最大，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大多颁给小说家，而很少诗人，更不曾有散文家。”那时陈雪儿说我年轻气盛，说我需要经验和厚度，需要更丰富的人生历练。

从那以后，我再次给自己的人生定位。厚积薄发，大器晚成，我想对于我来说是适合的。我并不指望一举成名抑或早出名，只是文字成了我的爱好。隔几年当积淀的生活像火山需要喷发时，我会不顾一切地好好写出一本书来。还有，每一次的文字里面都要有前所未有的创新意识，这样再沉淀下去才会更有收获。在此期间，与刘震云先生有过一面之缘。也让他留了个电子信箱，却不好使。顺路时，也去鲁迅文学院逛过，但终究发现“大隐隐于市”是最好的状态。我也发现自己有一种极强的民族情结，为了这种情结，我坚定地忠告自己必须用本民族的语言写出最出色的作品。因为我是个中国人，而不能靠外国文字去追求诺贝尔。我还清醒地认识到，在出色的作品背后，还要有一个杰出的翻译家，那么把出色作品介绍到西方去的时候，才可能为更广泛的大众所接受，并理解来自东方文字的神奇魅力。当然在本土文化环境的熏陶下，我还要具备世界性的眼光，所以潜心去研究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心理学。我能想象到的将来，优秀的中国人将吸引来更多世界性的眼光。而我们这一代，也将是为这种焦点所关注的中坚力量。为了民族的荣耀，我想每个热爱文字的人都希望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也逐渐明白，为什么有些日韩的优秀作品是我们中国作者创作不出来的。除了心态问题，就是那种民族自尊心促使自己的创造性学习和感悟。在学院制教育和培养之外，我们还能否执著于社会生活和底层人民的人性关怀。在中国特殊的人文环境中，我怀着这样一种理想主义——即使今生被埋没也期待留名于后世，可能这正是诺贝尔精神的本质所在。

        （请看《“诺贝尔”中国文学最惆怅的梦-1》、《“诺贝尔”中国文学最惆怅的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