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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真话说还是不说？说就会得罪人，不说，不说自己不痛快还是小事，大家都不说，这个社会就变得虚伪，自欺欺人。我们的文化，差不多还是那种虚伪的，不真诚的文化。我们的小说，在这方面的改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

2

虚假的小说，虚假的小说家们，他们向读者呈现的是谎言，虚假的思想和情感，谎言总是动听的，骗人的东西总是更容易引起关注——他们在庸常的读者面前是高明的骗子，但在些真正写小说思考小说的人面前，他们就是一些小丑。他们显著的特点是抄袭，根本谈不上创造性。那些老老实实的写小说的，至少还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的，他们不是，他们是一些聪明的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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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世界上的人类有看法，我想改变这个世界上的人类，这不是我想写小说的根本因素，我想还原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多维的真实，并为那种真实提供一些向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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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受欢迎的小说不过是在讲骗人的千篇一律的故事。莫言，王安忆，方方，池莉，刘震云，王小波，余华，苏童，韩少功，等一批好作家早已获得了非凡的成就——后来者摹仿可以理解，那是一种学习的方法，但摹仿和抄袭不是一回事儿。抄袭者在其“写”小说的过程中，并没有付出自己真实的情感和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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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潜入小说中的人物，和他想象的人物合二为一，去说，去经历，去表演，去存在。不同程度的潜入。程度够深，小说就更像小说，小说就更加有艺术性。莫言就是那种深入潜入小说人物的作家。小说家是要把小说写得更像小说，与现实生活有一些区别，不然就没有意思。现在有很多小说看起来不像小说。卡佛的就是如此。门罗的也是。但卡佛与门罗一样是优秀的小说家，因为他们在写作时付出了真实的情感，有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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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是为了达到立体的，更真实。尤瑟纳尔的《王佛脱险记》和《塔中的女人》都是如此。小说当然也离不开讲故事，问题是你要讲什么样的故事。讲故事要求作家编织，这种编织的能力需要训练——讲故事，有情感和思想代入的其中的故事才是活的故事。博尔赫斯《小径交叉的花园》，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拉格洛夫《银矿》等体现了编故事的能力，也是有自己情感和思想在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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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小说需要作家有内功，所谓内功，是指有解构小说人物，在其虚构现实之境自由活动的能力，也可以说是在小说中体现出的诗性——会发出光芒的一种东西。卡夫卡的小说是如此，他的小说发出幽暗的光芒。中国的许多小说作者的小说，是没有什么光芒的，他们不管是认为艺术应当高于生活，还是认为艺术低与生活，都存在问题——小说艺术，是作家内在的世界通过语言文字呈现给现实中的读者的艺术，由此，艺术是“人生”的，而不是“生活”的，从生活这个视角去考虑，就偏了。人才是生活和艺术的主体，“生活”不应该是个或高或低的艺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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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要表达爱与自由，使人感受到理想主义的纯粹与诗意。我的西藏小说，像《欧珠的远方》属于这类小说，我回头看自己这些小说的时，是有创造的，体现出了想象与虚构的美，而且提出了——一切可以从远方开始，这一对当下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的方向。一切从远方开始，那么，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精神世界，也会有不一样的现实人生。当然，这是一种自恋。不过，于我而言，这更是一种自我激励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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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要表达现实对人的禁锢，使人了解现实中人的境遇。契诃夫的小说，《农民》就属于这类小说。这类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当文学艺术走到今天，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作品的光芒，无法取代像《农民》这样的小说所散发出来的光芒。小说的世界，五光十色。不同的小说家有不同的写作思考，不同的方向，不一样的野心。但所有的小说家都离不开虚构，虚构是小说存在的必然因素。作为作家，你怎么去虚构你的小说，是他一直需要思考的问题。先锋小说家们，如余华等，在这一点上思想得比交多一些。像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河的第三条岸》，卡尔维诺《高速公路上的森林》这类小说，是简洁抽象的诗意小说。米兰·昆德拉和村上春树都是非常好的小说家，但他们因为过于注重技巧显得能力不足。库切，赫塔·米勒，多丽斯·莱辛相反显得有些不管不顾，水到渠成，不过他们的作品不是那种好看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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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批评家有一个难得的人是李建军，他是真正的在评批。还有一个有大才的评论者是李敬泽，他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明晰的认知。评批家应该多一点，但显然少了一些。评论家是不少，好的评论家也不算少，但多数评论家缺少一种真诚的勇气，也缺少一种发现和新作家的精神。他们盯着那些成名的，获奖的——仿佛那样也没有错，但那的确是没出息的。好的评论家的出现，会有一批优秀的作家在他负责的评论下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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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一批冒出来的作家们，同一年代的，彼此间的水平差距并不大。不同年代的，概括地说差别也不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都是受压抑的，思想与情感上没有更自由，更强盛地开放。小说家们缺少思想的内涵，即对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力，对自我的批判精神，对永恒价值的判断能力，其思其爱之能力就弱，就比较难以写出好小说。我们现在谈到的一些名家的好作品，基实是相对的一种好。从女作家去说——魏微小说技巧全面，是传统写作的集大成者，是七零后女作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安妮宝贝和盛可以的真，也成就了她们。张悦然、笛安、颜歌她们八零后女作家，是通透和其本身俱有的才华成就了她们。七零后男作家中比较难找到一个像魏微这样的作家，但像她那样认真对待小说传统，能把小说写好的作家有一批但小说不能只局限于写好，写好已经算不了什么了，难得的是创造性，做到这一点太难了。就像在传统的土地上生长出一朵奇花异草。我的视野中，刘亮程算是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一位。本质上他其实还是传统的。很多人还只是满足于在大刊发表，能上选刊，能获奖。这是一位作家在中国语境下走出来的重要路径——好的刊物也是有的，如《山花》、《大家》。好的编辑也是有的，他们是包容的，他们看重的是作家内心所发出来的光亮，而不仅仅是好看，不仅仅是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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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能写，能发表，能有几个好读者，是作家的幸运，也是他们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有些作家，说不定有一天悟到自己的方向，果然就写出理想之作，时代佳作。写小说，不仅要向前看，还要经常顾回。看自己存在什么问题，有没有可能克服，有没有可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写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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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提得过多，不利于作家的写作。写作绝对应是面向全人类全世界的，因为那是一种诗意的行为。中国文学的天地，还是有太多条条框框，这些都是需要打破的。时代在变化，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都需要对自己更有信心，多自省，补不足，多努力，不负爱文学之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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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真话说还是不说？说就会得罪人，不说，不说自己不痛快还是小事，大家都不说，这个社会就变得虚伪，自欺欺人。我们的文化，差不多还是那种虚伪的，不真诚的文化。我们的小说，在这方面的改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但是，这并不是说小说家写的小说不重要了，没有他们，人类社会可能会更槽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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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建议一位青年评论家，建立一个青年评论家群，去认真的研读七零后八零后那批作家的作品，去评论，去批评，敞开性的，自由地去评论和批评。其实七零后也好，八零后也好，现在都到了三四十岁的年龄了，他们大多数之所以在中国文坛，还有些夹生，在世界文坛默默无闻，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是缺少好的评论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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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作者，我对很多选刊是有意见的，当然每家选刊都有自己的对市场和读者的定位和考虑，但是有时候我会想，适当地去变一变，去倡导一下新的东西，有生命力的创造性的东西，那怕小说不是那么好看，技术不是那么娴熟，也应该给一些关注。办刊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与写作者的写作理想应该有勾通和对话。相比来说，《小说月报》虽然读者多一些，但不如《小说选刊》好。《长江文艺·好小说》相比其他选刊，更加关注那些没有被众选刊选的好作品，这一点是尤其难得的。所有的选刊对于作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阵地，但显然，作家如果仅仅满足于被选，那也是没出息的。如果有一位作家站出来说——拒绝任何选刊选用自己的作品，无凝我们认为他是疯了——但如果真有这样的作家，他说不定是有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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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场有不正之风，有贪赃枉法，文坛也一样。我希望文坛更纯洁一些——不要让那些虚伪的文人去当什么会主主席，不要让那些投机钻营心术不正的人当什么主编副主编。显然，这种希望是白搭——其实那些人也未必是坏人，只是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变得聪明了，现实了，世俗了，欲望化了。我希望他们更有良心一些，会有一些转变，在其位者，做好自己的本份，尽自己的责任，多做一些好事，做出一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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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从事小写作的十几年来，我要感谢的人有很多。第一位当是《延河》的编辑张艳茜，她曾编发我的诗歌和我的第一篇小说，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编辑，成天也笑着，是善良的那种笑容。第二位当是《青年文学》的赵大河，他写出过优秀的小说和剧本，是位没有大名，但有责任有担当，善良随和的好作家，他发了我的一个中篇，介绍我进入《青年文学》成为一名编辑。第三位应是《鸭绿江》的编辑高威，我们从未谋过面，她后来又把我交给另一位编辑铁菁妤，铁编辑还自己从网上买了我的《藏·世界》。第四位是我曾经的主编其其格，她不拘一格地让我成为了《长篇小说选刊》的编辑，那份工作使我接触到许多名家的作品，对我的鉴赏和编辑能力有很大的提升。第五位是大家的张姗姗，她从网上看到我的西藏题材小说，设法找到我，给我写了约稿信，她是位有热情的负责任的好编辑。第六位是曾在磨铁工作的崔晓燕，她等了六年时间，终于帮我联系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帮我出版了《藏·世界》，她对我的作品提出过她自己真诚的看法。第七位是《文学界》的易清华，他帮助我联系出版了《大地上通过的火车》，后来见过面，是位一见如故的文学同道。第七位是宝安区时任宝安区秘书长的唐冬梅，和时任作协主席的李春俊，他们都是有文化情怀的作家和诗人，虽无大名，但知遇之恩难忘，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在深圳留下来。第八位是评论家李敬泽，当年他作评论时评出了《欧珠的远方》作为新浪短篇大赛冠军，后来见面时我曾敬他抽六元一包的好日子，他是个挺随和的人，知性渊博。第八位是邓一光，他曾看完我的一篇小说后打过一个多种头的电话谈他对那篇小说的看法，提出修改意见。其实要感谢的还有不少人，《欧珠的远方》出版后曾有五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写过评论，谈过看法，是该感谢的，而且都是良师益友。而以上几位我提到的，都曾经是带给我帮助甚至是感动的人。而我提到的这些人，在我的生命中，感受中，都是真正的对文学有纯粹情怀的人，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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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在的深圳，是一个有着许多优秀的作家在努力写作的城市，邓一光，南翔，孙向学，于爱成，张伟明，唐成茂，戴斌，郭建勋，樊子，唐小林，郭海鸿，范明，曾楚桥，王国华，厚圃，蔡东，毕亮，钟二毛，费新乾，陈劲松，陈诗哥，晋东南，萧相风，李晃，陈再见，庄昌平，阿北，朱巧玲，廖令鹏，阿翔，李双鱼，不亦，蒋志武，温经天，小隐，周家兵，谢端平，王先佑，李江波等，这些人都是身边的文朋诗友，因为有他们——当然还有一些平时少有联系的作家和诗人，评论家——深圳文学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