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3G并不能带来电信服务的根本性改变，现有2G/2.5G网络可基本满足市场需求，我建议先只发一张TD-SCDMA牌照，由中国电信和网通建设运营，同时移动、联通深挖现有2G/2.5G网络潜能，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到B3G方面

陈志刚/文

3G不能带来电信服务的根本变革

市面上种种流言表明，除产业升级之外，3G同时被赋予了利益重新分配的使命——伴随牌照发放方案，衍生出了多种谓为玄妙的运营商重组“遐想”。这些方案被理解为，政府主管部门有意通过3G杠杆，平抑目前“贫富差距过大”的电信运营商竞争格局，尽量消除这个巨大市场的垄断可能性。

用心诚良苦。而按照目前任何一种流传的电信重组和牌照发放方案，必然造成的一个结果都是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但却未必可以激发相应的市场需求，拉动运营商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成长——从全球范围内看来，3G都还远不能带来电信服务（主要是增值数据业务）的根本性变革，整体业务方向也尚待长期摸索。

欧、美、日、韩等已经铺开的3G市场上，并没有产生如短信之于2G的“杀手级应用”。甚至，整个市场对3G的理解除了“速率更快”之外，在业务内容、可能的业务模式、可能的业务组合（我比较同意Frost&Sullivan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王煜全关于3G应用是一个业务组合，而不太可能出现“杀手级应用”的说法，但即使对这种所谓的业务组合，现在的认识都还十分模糊）等方面都还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

也就是说，虽然全球范围内已经搭建了不少3G网络，但依附在上面的应用几乎都不具备“绝对的3G特质”——比如视频下载、手机电视等更具3G特性的业务，也仅仅是数据在新网络环境下的传送（2.5G的CDMA2000 1X和GPRS都可以实现该业务，不同只在于传输速率），而没有深层次和本质的革新。

可考虑发放TD一张牌照  同时深耕2G/2.5G

这种状况下，从市场角度考虑，一方面，对3G的投资就应该抱以足够的谨慎态度，而不应该盲目地大幅度、大范围投资；另一方面，也不应该放弃对3G市场和业务的重视和探索。

据此，我认为，在目前状况下，没有必要同时建设3张或者更多的3G网络，而可以先铺设一张网络，同时在现有2G/2.5G网络基础上，进行新业务和业务模式的充分开掘和探索，一边摸索适用的3G业务和业务模式。

具体而言，我认为，可以首先进行TD-SCDMA标准的3G单独组网，这个网络交由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联合建设，按照南北区域，分开运营；与此同时，中国联通CDMA 1X/GSM和中国移动GPRS网络继续运营。在TD-SCDMA诱发下，待到3G业务市场逐渐明晰后，再让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升级成3G网络。

这一考虑最大的压力可能来自电信设备商。

国外电信设备商一直都企望中国3G市场尽早敞开怀抱，以消化其巨额的前期研发投入——美欧日韩等先行的3G市场并没能给他们足够的回报，这也证明了3G业务较2G/2.5G没有本质突破的观点——这种企业愿望被裹挟成两国商贸关系中重要的议题之一。其中，最主要的压力来自美国（比如上两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中国3G标准选择问题都是双方讨论主题之一），此外，除欧盟曾温和地提出WCDMA/TD-SCDMA混合组网方案，最后也不了了之以外，都未有听说在中国3G标准选择方面提出过异议。

而现在，即使来自美国方面利益权重也在减弱。一方面，朗讯公司与阿尔卡特的合并案，将中国3G标准问题的相当部分利益所关转移到了欧洲，而原本就是被中国市场格外对待的高通早已无话可说，手机终端业务为主的摩托罗拉则更是有理由不争辩3G，中国2G/2.5G市场足够管饱；另一方面，伴随我国抛出的150亿美元采购大单，以及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积极作为，中美两国商贸关系目前正经历一次蜜月小高潮，3G不应该会成为一个被激化的矛盾。

从国内电信设备商角度来看，华为、中兴是WCDMA和CDMA2000两大3G标准的最大利益相关企业，也应该成为我国3G决策中考虑的问题之一。不过，根据两大企业的当前运营情况来看，中国3G市场的启动并不关系二者存亡——关系二者存亡的3G决策时期已经过去了，此后，通过对国际市场的开拓，两大企业的3G设备已经在海外市场四处开花，也已经基本形成了产业多元化的布局。

大唐、普天、CEC等其他相关电信设备企业，因为市场化和非市场化因素，在TD-SCDMA标准方面都着力颇多，一旦该标准3G网络开始搭建，对他们而言都意义重大。不过，相关部门和企业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一次市场机会中，提高这些国有电信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着眼B3G突破

与此同时，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可以考虑的另外一条道路是，我国可组织相关研发和产业力量，将主要精力放到B3G（Beyond 3G）研发方面，而不必要在CDMA2000和WCDMA方面投入太多。

此番考虑的基础还是如上所述：1）、3G并不能带来电信服务的根本性改变，现有2G/2.5G网络可基本满足市场需求，在上面投入太多不一定能得到相应回报；2）、而且，主要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都不在自己手中，主要的相关投入都将被国际电信设备商吸收，国内电信产业各链条实现整体突破的可能性不大；3）、而B3G方面，所有国家和厂商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操作的好，中国极有可能扭转几十年来在通信产业方面受制于人的局面。这是一个韬光养晦的过程。

实际上，纵观国际移动通信发展史，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各国政府都会根据国家利益制定和选择自己的移动通讯标准，而不是完全尊重市场。

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GSM基本成熟并在欧洲迅速普及的时候，号称最奉行市场原则的美国就没有选用这个标准，而是迅速培育出了自有标准CDMA，并将其地盘迅速蔓延。

日本政府同样也强行提出了非国际标准PDC，且要求本国运营商必须采用该标准建网；与此同时，日本产业界很早便开始了在2.5G/3G通行国际标准（GPRS/WCDMA）方面的研发投入，从而通过2G的“闭关修炼”，夺得了2.5G/3G领域的后发优势。

和日美相同，韩国政府也坚决排斥当时已占市场绝对垄断地位的GSM标准，但他们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移动通讯标准，而是由政府出面，买断高通的CDMA标准，迅速铺网商用。这一举措，迅速扶持了三星、LG等本土设备和手机开发商，为后者国际竞争力的获得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我国的移动通信发展史则表明，慷慨的市场开放行为并不能换来技术让渡和国内电信企业的主动地位，而越往后，获得这种主动地位的壁垒就越高。3G可能创造这种机会，而B3G则可能让我们抓住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