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

现在看来，虽然贵为大陆出口百强之首，虽然财大气粗，但台湾企业富士康对大陆记者下狠手还是有顾虑的，毕竟深圳不是伦敦，也不是台湾。而后来搞砸了，富士康自己被妖魔化了，被迫把3000万的诉讼索赔改为1元，末了有又和对手和解——何以当初意气风发？这背后的积极推动者是谁？

       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刊登《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此前一天，新浪等网站转载英国《星期日邮报》文章《苹果中国代工厂探秘：女工日工作15小时月薪300元》，也是以富士康为背景。随后又有大陆记者介入富士康问题，要起浪潮了。

       富士康人士开始与《一财》编委翁宝和记者王佑接触，气氛“愉快并和谐”。7月上旬，《一财》两位人士突然收到深圳中院查封个人财产的《送达通知书》，查封上限为3000万。《一财》总编辑秦朔说，当时富士康还没有向法院交诉讼费，因此还有不立案的可能，于是《一财》紧着和富士康沟通，争取和解。但后来富士康去交了诉讼费，法院也就立案了。

       从这段叙述来看，深圳中院在没拿到钱、没有立案之前，就急忙着冻结两个记者显然没有的3000万的家财，那配合得是相当的积极。如果没有深圳中院的积极，富士康还敢对媒体下狠手吗？另一方面，按3000万的标的，可收诉讼费50万元。如果在一个偏远城市，50万还算个钱，但在深圳，法官们断不至于为这点钱如此积极吧？

法官的积极令咱想起曾经历过的另一场官司。1995年2月28日《中国保险报》刊登了一张照片：江苏淮阴淮海大酒店门口贴有一幅对联，上书“克扣工资情理不通，取消工会国法不容”。图片说明中有职工议论不知投资人“是男是女”，暗指淮海大酒店合资有假。于是酒店方高举高打地拿传媒下手，以转移公众对其假合资的关注。

此案中，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也是相当积极的。在酒店和法院的默契配合下，在3月14日前后24小时内，完成了投诉、填写建议立案表、批准立案、发出立案通知书、交费150元等全套程序。与富士康案相似之处是，酒店方也提出索赔天价50万元，相当于今天的500万元。当被告方追问原告为什么可以不交诉讼费15050元时，法官敷衍道“我们会考虑的”。随后，法官按事先的设计判决传媒败诉，传媒上诉。

9个月后，淮海大酒店案终止，因假合资，酒店董事会6名董事中5人被捕。传闻变成了现实。传媒空被恐吓了一番，法官并不负责安抚。

富士康案与淮海大酒店案可能不可比。富士康案发后，舆论一致倒向《一财》。但也有学者，包括传媒界学者认为，法官是依法办事，而应避免“舆论审判”。深圳中院也告示其办案程序“一点瑕疵也没有”。

如果从法条上扣，法官的说法也许没错。但业内人士知道，法官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他是可以不那么积极地、可钉可铆地按照原告的要求去冻结记者不存在的3000万家财的。在这里，死扣法条的遵守法律，与按照常理判断而遵从公理，哪个更接近公平？在美国类似的法律实务中，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陪审团，而陪审团成员是由非法律人士的普通百姓组成，为的就是遵从公理。

富士康案走到眼下，舆论就是中国的陪审团。

另有一案可资对比。《本溪日报》刊登记者刘兴雨文章，报道本溪县沪溪制衣厂雇佣童工、超时工作、扣发工资等问题，被工厂老板告官。1995年2月24日判决下来了，虽然“用词有些激烈，应予批评”，但报道内容基本属实，属正常舆论监督，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10年后，看看中国社会有了哪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