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壶口的这位高总管，一定会想到壶口喝酒的习惯：主人家端着小酒壶，站在你身后，先劝你把面前的酒杯喝干，然后连给你倒三杯酒，再请你干掉，说连敬客人三杯而主人不喝是壶口风俗，然后才是主人和客人干一杯。那天晚上，喝得我们是晕晕忽忽，但好在算术还好，算得清是主人一杯换了客人5杯。当然，我们也领略了主人的豪爽与好客。据我分析，这种习惯，除了主人好客外，还有原因是当地的穷，那一年，壶口所在的吉县全年财政收入才700多万，不及广东的一个村，更不用说历史上的状况了。因为穷，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喝酒了，所以，有点酒就要紧着客人喝。

为了“报复”这位局长灌我们酒的“恶行”，我们也采取了行动，有一次，高局长请我们吃饭，我和凤凰卫视当时负责国内节目制作的郭滢一起，设计对付他。郭毕业于广播学院，人很聪明，出生在内蒙，人也很彪悍，酒量很好。我们算了一下，我们俩人加起来，是十杯酒换高国稳的两杯。就算他酒量也不错，20杯酒他也就趴下了，何况我们知道他酒量一般般。而我们每人50杯3钱杯，还可以承受。结果，我们的“阴谋”得逞了，第二天，一惯很早上班的高局长很晚才出现，眼睛还是红红的，直对我说：昨天喝多了，昨天喝多了。跟我合作的郭滢后来也离开了凤凰卫视，做过旅游卫视的执行总裁兼总编辑。

第二天、我们取道临汾坐火车回北京，去临汾的路，依旧是曲曲弯弯的山路，我在车上晃着，满脑却堆着问号，怎么也静不下来。王修筑倒是精神抖擞，他这一路拍了不少好照片，兴奋得一塌糊涂，一路上为我念他创作的诗歌。我实在不敢恭维他的诗，先是礼貌性地听了几段，然后闭上了眼睛，他却又来推我，说：“周老师，你再听我读一首。”弄得整个面包车里哄堂大笑。

一个意外收获是回北京的火车上知道的。那天晚上从临汾上火车，我们四个人坐进了一个软卧包房，整整一夜，我们不停地说话，同出发的时候截然不同。他们三个人都抽烟，弄得满屋子是烟。我不住地咳嗽。宋彦俐拿出一本书来说：“我带了一本书，本来想一路上不和你们说话，只看书，没想到，一页也没看。”我问：“为什么？”她狡黠地一笑：“开始以为你当过官儿，不好说话，没想到还行。”李家琦原来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当过演员，好象演的反面角色居多，也搞过制片，是个干练的主儿，他对我笑笑说：“其实，开始我也不想理你，因为你是来抢我饭碗的。现在，你是我的哥们儿了。”我这才晓得，原来我在开始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真是太危险了。宋彦俐接着又说了一句话，大家都笑了：“周老师，你以后千万不要和我单独出差，会出问题的。”

1997年的1月6日，我们再上山西。这次是有备而来。我们带了一个11集系列片的方案，准备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全面介绍黄河，介绍柯受良，介绍这次飞越黄河的壮举。同行的矫捷、张绍刚、宋彦俐都是当时凤凰卫视做节目的好手，他们带了设备，大大小小的箱子堆满了火车的铺位。凤凰卫视的知名度还不大，所以，有的旅客先是好奇地问：是哪个电视台的，后是摇摇头很茫然的样子，弄得我们心里酸酸的。

到了太原，一看果真不同了，不但省旅游局市场处的李彬处长亲自来接，还安排我们住进了太原最好的山西大酒店，是一副合作的样子。上午马上见到了王锚深局长，下午，我们这一哨人马就到了晋祠，拍了一下午的片子，晚上，张绍刚等人到山西电视台去转录资料片直到深夜，一派繁忙景象。第二天一早，摄影队又赶早去了大同，从山西的北部开始，向南推进。后来观众在凤凰卫视上看到的介绍山西的电视片，许多是这次的战果。

这次的重要收获，是认识了省旅游局分管这次活动的副局长韩和平，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韩局长是日语专业出身，在旅游系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十分有经验，他在飞黄的组织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摄影队走了，我留在太原等柯受良。

柯受良是1月9日晚上到太原的。在飞机场的接客大厅，柯受良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不高的个子，黑黑的脸上，滚动着一双大眼睛，黑白格外分明。他一边走，一边和认识他的人打招呼，嗓子哑哑的，嗓门却很大。没有明星派头，这是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但是，柯受良谈到的一个消息却使我十分注意，在陕西，他找的合作者不是旅游局，而是建设厅，因为壶口瀑布由建设厅管理。柯受良有不少台湾朋友在西安投资，对西安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因此，早就与建设厅取得了联系。但是，做这种事情，还是旅游局更合适一些。我想，要尽快与陕西省旅游局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