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为日前接受同志网站专访后的上网稿,来源:雅虎同在蓝天下,淡蓝等同志网站

方刚简历

　　早年从事自由写作,1995年出版《同性恋在中国》、《艾滋病逼近中国》等作品在当时引起轰动。多年来持续关注性的少数人群与边缘人群,以为其发声为己任。现已出版著作30多种50多个版本,如《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考察》、《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等等。现为中国性学会理事,国际中华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理事等。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博士毕业,现执教于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系。

白晓:方老师,许多人都读过你多年前撰写的《同性恋在中国》一书。大家都很想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什么使您勇敢地走进同志的生活,又是如何撰写完成《同性恋在中国》一书的?

　　方刚:当时的社会环境确实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我当时所能读到的有关同性恋的文字,几乎都在说这是一种如何变态,甚至如何的有罪的行为。在写作过程中许多人都警告过我,说写这种东西可能给自己带来想象不到的麻烦。现在回忆起来,之所以会坚持了下来,主要靠得是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同时还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热情,一种要揭示出被掩盖的真实真相的热情。

　　白晓:那该书出版后对您的生活和工作应该有不小的的影响吧?

　　方刚:是啊,1995年5月该书出版;7月,我就被迫从《天津工人报》辞职失去了工作。同时,有关部门还对我进行了电话监控;转年1月,出版部门还下发专文,全面封杀我的作品。当时有一家北京的媒体主动提出收留我,每月给我800元工资,于是我就来北京工作了。

　　白晓:这种境遇真是很难想象啊!那您觉得你的这本书究竟让人们了解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方刚:该书的出版,让同性恋在当时成为一个公众话题,一个被长期忽视和歧视的人群在一定程度开始被人们关注。虽然咒骂的人仍然很多,但毕竟有不少不同的声音开始传达出来了。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对当时大批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现在仍然保存着两麻袋的来信,都是当时读了那本书的同性恋者写给我的,信中讲述了他们如何因读了那本书而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当然,因为个人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本书注定有许多的不足。我自己在书的后记中有意这样写到:“我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因为那将是时代快速进步的标志。”

　　白晓:方老师,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您采访了大量的同志并深入他们的生活,您在和他们接触、交流中有些什么样的具体感受呢?

　　方刚:当时我能找到的受访同志,几乎全部都来自心理门诊和一些在当时非常典型的同志活动场所。从他们身上我明显感到一种被污名化后的自我不认同和自我否定的状态,给人一种仿佛在“暗夜”中挣扎的感觉。同时,我也被他们对自由、平等性爱的执着追求而深深的感动。这也正是鼓励我努力完成此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白晓:是啊,没有亲身的接触和了解,是很难想象他们是在怎样一种被歧视的环境下生活以及追求梦想的!现在离这本书出版的时间已经过去13年了,您觉得现在的同志生存环境跟当时相比有了怎样的进步和改变呢?

　　方刚:非常大的改变,非常大的进步!至少在大城市,自我认同已经是同志的主流了。同志的整体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都有了在当时难以想象到的巨大进步。互联网的普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社会和公众对同志人群的认同程度也在不断扩大。不过,距离我们所期望的理想境界仍然有很大的距离,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白晓:方老师,近些年来,我国不少的城市都举办了性文化节,这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观众的视野与观念,可往往正是在这种场合里,缺少了同性恋宣传这部分的内容。应该说,同性恋应该是性宣传的重要方面,让大家了解、不要“谈同色变”也是非常重要的。您觉得相对于台湾、香港,内地的同性恋群体在这些方面做得是不是还很不够?

　　方刚:比较于港台,大陆的同志生存状态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同性恋的平等权益进入到了文化领域,却没有进入到公共社会领域。我在台湾参加过同志文化节,由当时的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亲自升起彩虹旗,由市政府出资资助游行,场景令人激动和感慨啊!两岸三地的差异,我认为更多是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的原因。同志群体在大陆可以作为的空间有限,就目前情况看,比较可行的仍然是在文化领域进行推动。

　　白晓:有很多同志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现在关注和从事同志工作的专家和所谓的专家里没有一个是同志呢?他们真的了解同志吗?

　　方刚:别人我不敢去评论。就我自己而言,因为从小就是一个边缘人、弱势人,所以经常本能地站在边缘人和弱势人的立场上思维和行动。性研究领域,是我偶然踏进的一个领域,我从对包括同志在内的性弱势人群的关注中,实践着幼年时梦想的对平等、公正的追求,我也因在某个阶段为性弱势群体代言而感到自豪。

　　我认为,如果一个群体内部有自己的人为群体代言,为自己发声,是最好的了。很高兴地看到这些年同志内部已经有了这样的人。所以,这也是我近年来不再做同志研究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清楚,同志自己来做这些事情是最好的。但在十多年前,当时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不允许,所以我们先替他们做了一些事情。现在条件好了,同志的话语权应该交给他们自己。

　　白晓:是啊,就是你们所做的一些事情,让中国的同志整体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和进步,让他们一直都很感谢你们,把你们当做他们的代言人。

　　方刚:真的很惭愧,只是做了一点自己该做的事情,没有我们,一样会有人做的,甚至比现在做的更好!

　　白晓:方老师,据我们了解,有很多同志都有这样的观点:我们不是小白鼠,很多专家或所谓的专家都把我们当成了小白鼠。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方刚:我认为学术与专家都是有价值观的,没有价值观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一个专家研究一个性的弱势人群,自己就先带着污名化的态度,我认为那是不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带着为其发声,为其追求权利的态度去研究,就不存在是否小白鼠的问题了。同志感觉自己成了小白鼠,一方面可能是有些专家做的确实不好,比如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在“研究”某个人群,我会视那个人群为我的“研究合作者”,是我们一起在工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有的人因为不了解学术,由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造成的。

白晓: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一些性观念是相对比较开放的,特别是汉唐时期,没有太多的禁忌,倒是现代社会因为受西方的某些思想影响,曾经导致“谈性色变”和“谈同色变”,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方刚:反对同性恋的价值观,主要是基督教带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基督教的传统,所以对同性恋很宽松。而在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解放的时候,我们由于很多原因却没有跟上,以至导致了现在在对待同志和同性恋上的认知和接受差异。

　　白晓:方老师,那您觉得中国同志的春天什么时候会到来?为了早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样的努力?

　　方刚:以13年前的眼光看,今天就是同志的春天。而且是阳光灿烂的春天。但是,从理想、平等、公正的角度看,今天仍然是同志的冬天。还需要多久,他们才能够平等地面对阳光、享受蓝天?我看还有很长的时间。这不仅取决于性的研究者、同志群体自己的努力,更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民主、平等精神的发展和进步。我一直认为,性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和整个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做的努力很多,许多人都在做着,而且比我们想象的做的还多、还好。当我们具备了一种真正的民主精神,当整个社会能真正民主和平等地对待不同的性选择时,同志的春天也就到了!

　　白晓:方老师,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2008年10月北京

　　(采访整理:白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