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寻找男性性工作者研究志愿受访者的帖子在搜狐两性健康论坛公布后，一直被置顶，已经有三万多人点击，亦有众多网友回应，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也有咒骂的。一位素不相识的网友，主动要求资助一位志愿者的受访费。我回赠二本书给他，他将其中一本书的序言录入了，发到那个论坛里。他没有说更多，但他这行动，我理解成对我的研究的一种支持，对咒骂我的声音的一种反驳。我索性便把这个序言也帖在这里。

关于男性性工作者研究，请参见本博客的“少爷”研究专栏中的有关启示。谢谢。

搜狐上的帖子链接：

 

<<性情涅槃>>自序

language=javascript> document.write(body_2702150); 自序   做独立而自由的精灵                             几年前,我便在<<自由的人>>中提议,严肃的自由写作者应该以“自由作家”代替“自由撰稿人”这个称谓。因为在当时，“自由撰稿人”五个字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了。这种污名一方面来自自由写作者内部的一些不良分子，抄袭剽窃，胡编乱造，无节制地疯狂地一稿多投等等；另一方面也来自一些社会保守势力，某些人听到“自由”两个字便浑身不舒服。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我的词典里，“自由”不应仅仅意味着我们没有固定的职业，不受体制束缚，它更应该意味着一种自由而独立的精神状态，意味着思考与行动的独立性，甚至叛逆性。西方社会学定义真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他们的非组织化，即难以归属于任何一种组织规范中。     “自由撰稿人”这五个字给人的感觉是，更多强调一种技术层面的写作，更让人想到是一种经济行为；而“自由作家”，则突出强调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每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都可以写一两篇稿件便自称自由撰稿人，而自由作家的头衔，则不是可以轻易博取的。     我的朋友，最早的杰出自由撰稿人伊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天生就是野生动物，不可能被圈养。”我想，这种“野生性”，更多的是由思想与性情决定的。     虽然现在的我自豪于自己的自由作家身份，但是，最初成为一个自由写作者却是被迫的。1995年，我已在一家报纸周末版做合同制编辑两年了，我的工作算得上出色。恰在这时，我出版了一本广受争议的书，为社会弱势群体说了一些话。在今天看来，我那书中的观点还是太保守了一些。如今，中国主流媒体对那个弱势群体的声援都比我当时的声音还要响亮。但我当时所生活的城市的宣传部门领导却发话了：“我们出了那么多“五个一工程”的好书，怎么会有人写这样一本书，这是我们城市的污点。”我所工作的那家报纸的负责人，惟 上级领导的马首是瞻，罗列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排挤出报社。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在那座城市的任何一家媒体中找到一份工作了，甚至有人劝我改行，告别文化界，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已然被“封杀”了。     还有人劝我认真写一份检讨，或许会得到谅解。我断然地拒绝了。事实是，在写那书之前，我便清楚地知道危险所在，但我更清楚的是，自己拥有真理与正义。如果退却，连我都会蔑视自己。     我的独立思考精神，使我仅仅比这个社会的主流观念先行了五六年的时间，我个人却要为之沉重代价。这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社会的不幸。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涯。可以毫不脸红地说，我是极勤奋的。从1995年到2002年，我在国内外出版了32本书。许多人感到奇怪：“这么多书是怎么写出来的？”甚至有人以为我的背后有一个写作班子。我的回答是：“只要你像我一样努力，你也可以做到。”还有一些人不认识我便在嫉恨我，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努力，你就不会受嫉恨这种低级情感的折磨，而可以让别人也嫉恨你。”     一个人的成功是多方面素质的综合作用，其间，我以为性格是最重要的。     回首我做过的主题，许多都在不自觉中开了时代的先河。这绝非偶然，更不是一个“猎奇”可以解释，而完全靠着独立的思考，无所畏惧的开拓精神，对社会与人心敏锐的洞察力。比如，我写了中国第一本关于艾滋病的社会纪实，第一本关于同性恋的社会纪实，第一本关于变性人的社会纪实，第一本关于男人解放的研究著作，等等。 旁观者看到的可能是我获得的名利，而我清楚地感知的，则更多是艰辛，痛楚，甚至屈辱的体验。     事实上每一个成功的自由写作者，他都有着某种独特的个人特质，都付出了难以形容的艰辛，只不过外界难以获知罢了。     曾经有两年，我的书的出版严重受阻，我的手边积压的写好的书稿已达二百多万字。但即使在那时，我仍在勤奋地写作，我相信总有一天会云破天开，在逆境中，我只需要继续不问结果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1996年之前，我的写作主要是社会纪实。     在纪实文学最被看好，畅销刊物的稿酬已开到一字一元的时候，我却主动地彻底放弃了纪实文学的写作，而转到两性关系 的研究与写作。这一转型使我的经济收入严重受损，有一年的时间几乎没有文章发表，直到今天，我给报刊的月写作收入也仅是一些出色的纪实写手的若干分之一，甚至只是一个零头。许多人替我惋惜，因为在1995年，我的纪实发稿量在全国是排前几名的。     今天，我写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的稿酬仅仅相当于发表一篇七八千字的纪实的稿酬。我为什么要舍弃种种利益而转型呢？一个真正的自由作家总会不可避免地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注定要去追白约旱拿巍Ｎ乙舶鹎鹎永幢悴荒茏笥椅业纳睢?BR>    其实，像我这样的自由写作者是很多的，完全为经济写作的人只是少数。内心的愉悦与成就感，是支持写作者的最大动力。     将两性关系中最前卫的学术理论以通俗的形式普及给大众，促进社会观念的进步，是我自定的使命。当我做这工作做得驾轻就熟，社会观念已有重大进步之时，我知道我又应该去准备再一次放弃，再一次涅槃。     我们总是希望在自己短暂的生命中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所以我们就需要不断地挑战自己，从头再来。                                            方刚                                                 2002年于北京中和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