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你的性伙伴：只是你的“圈里人”吗？

社会网络理论曾被应用于对求职过程的分析，并产生了诸如“强关系”、“弱关系”等精彩的假设，而这一理论，同样可以应用到性社会学的研究中。黄盈盈、潘绥铭便在研究中国东北地区性工作者从业过程中，针对“强关系”、“弱关系”进一步提出了“友关系”、“亲关系”和“公关系”的概念，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对职业流动的研究。^[4]

社会网络理论同样会对性学研究提供帮助。“自帕森斯以来，人们力图解释社会行为如何受社会结构的制约，但社会结构的概念却是从地位观点定义的。他们认为，地位结构观令我们看到的是，人都具有某些属性，人是按其属性而分类的，人的社会行为就是用所属的类别来解释的。……地位结构观并不是错误的，但仅仅从这一观点看社会结构则是片面的，有碍于我们把握社会结构的全貌，从而发生理论误导。……网络结构观就是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人、组织的影响。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社会网络分析指出的纽带关系并不是抽象的关系，而是现实发生的联系……网络结构观认为，任何主体（人、组织）与其他主体的纽带关系都会对主体的行为发生影响。” ^[5]网络结构观与地位结构观是互补的，两者结合才是分析的正确方向。

最先将社会网络理论应用于性社会学研究的，是美国性学家劳曼，而他的研究在《美国人的性生活》一书中得到充分体现。

“人们通常只跟那些与他们在年龄、种族和文化程度等方面十分接近的人发生性关系。所谓与任何人性交的自由，只不过是一个幻觉罢了。当我们遇见吸引我们的人时，可能会有放电现象，但我们只能遇见事先已经被筛选过的人。” ^[6](P59)

“如果夫妻相差较大，离婚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 ^[6](P61)

“尽管在人们理想中，人人都认为友谊不受地位和阶级界线的限制，劳曼却发现，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只是与那些背景与自己十分相近的人交朋友。因此朋友们都有着一样的文化程度、一样的宗教信仰、一样的种族背景，以及相似的工作。” ^[6](P68)一对伴侣彼此越接近，就越容易在一起，社会地位相等的性伴侣在性关系中的权势也往往大致相等。

“你的社会网络中的其他人，也会对你的性关系施加他们的影响。你的性伴侣应该成为你的朋友圈子中的一员，他（她）必须是得体的、可以熔于群体的。也就是说，你的性伴侣应该在各方面和你是一样的，和你的朋友，你的家庭也应该是一样的。” ^[6](P73)

当我们选择谁作伴侣时，社会网络发挥着无声却强大的作用。“社会背景方面的任何微小的相同之处，都会有利于建立性关系，尤其会在发展亲密的伴侣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 ^[6](P74)

绝大多数伴侣都是通过最常见的方式相识的，几乎没有人能完全脱离自己的社会网络去选择性伴侣。那些脱离自己的社会网络而建立起来的伴侣关系，往往是暂时的性关系。“越是稳定的伴侣关系，双方就越有可能是通过他们的社会网络相识的。” ^[6](P98)结了婚的伴侣更有可能当初是由家人、朋友、同事、同学或邻居这些属于自己社会网络中的人介绍的。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美国学者断言，一个人是否会被传上艾滋病病毒，很大程度上看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网络中。如果艾滋病在全美国得到蔓延，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已经被感染的群体与尚未被感染的群体之间，必须存在着长期的和频繁的性接触；第二，拥有多个性伴侣的人又拥有多个性伴侣。调查显示以上二者很难做到，所以，艾滋病很难传出它目前肆虐的群体，“在美国的异性恋者当中，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大会出现艾滋病的流行。” ^[6](P313)

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论，基于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中国学者潘绥铭断言：“中国的成年女性在客观上成为了阻挡艾滋病的堤坝：一生中发生多伴侣性交的女人只有5.5％－8.2％；尤其是：这个堤坝更加不为周围的风风雨雨所动。” ^[7]

但是，如果充分考虑进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我们便有理由对社会网理论提出质疑。在互联网社会中，传统的社会网络是否已经被破解了呢？网络结识手段使我们跨越了地域、阶层，甚至种族的限制，如果说，在长期交往关系中社会网络仍然发挥着作用（即使不是一个社会网里的人通过互联网结识了，也难以维持长久的亲密关系），那么，一夜性之类短暂的纯粹为了性交的性活动显然不需要双方同处于一个社会网络中。而互联网，为不同阶层人员间的一夜性提供了便利。在我正在进行的多性伴侣行为者的研究中，总计拥有１０个以上性伴侣的人，几乎每个人都有过或多或少通过互联网络结识性伙伴的经历，而其中一半以上的人主要通过互联网结识不同阶层的性伙伴。

我们不妨在这里提出一个假设：至少在多性伴侣行为者这一群体中，社会网络破碎了。而专门的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将更有力地证实这一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