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对《人之初》杂志两个时段相关文章的定性分析

当我们对《人之初》的文章进行分析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一份性科普月刊，存在着仅从生物学角度的介入同样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有多少文章是单纯从生物学角度介入的，而又有多少文章具备了性存在理念。这一数量差异，不仅会传达出编者性存在理念之强弱，同时也将影响这一理念在读者中的普及。

我选取该刊两个时段的刊物进行对比分析，第一时段为1990年创刊之后的前10期，即1990年出版的4期，以及次年出版的6期；第二时段为2001年全年刊物（缺4、6、12期），以及2002年前7期，共计16期刊物。这种选择的目的在于比较同一本刊物在其成长过程中性存在理念的普及与变更情况。

（一）对第一时段文章的分析

创刊号中《节育措施对夫妻生活有无影响》一文，提及三个案例，均因输精管结扎、戴安全套而导致男性阴茎难以勃起。而进行输精管复通术，以及不再戴安全套后，阴茎勃起能力恢复。但是作者最后说“各种避孕措施产生的性问题主要是心理性影响”，“避孕套质地菲薄，不可能有任何障碍”。此文可谓旗帜鲜明、观点明确地提到心理因素对性能力的影响，给读者的影响也是确定的，符合我们前面确定的A类标准。

创刊号中另一篇文章《夫妻如何才能和谐》则提出了早泄的标准：“个别人刚插入阴道即行射精，极少数正在勃起未插入阴道即行射精。”作者提议：“性交时缓慢轻柔，控制射精时间”， “如无效，可能系有炎症应检查治疗”。但未点出心理与社会方面的原因。

同一篇文章的作者在该刊第二期回复因为丈夫总是“射精过快”而产生性压抑的女子的来信时，提的建议是：一，让男方到医院检查是前列腺是否有炎症，二，改变性交体位，“动动停停”。同样绝口未提心理与社会因素。（《一封关于性压抑的通信》）

参照我们前面确定的分类标准，这两篇文章应为C类。

第三期题为《避免损害你的性欲和性能力》的文章，列举了五种可能导致阳萎与早泄的途径，分别为酗酒、吸毒、过度饮食和肥胖症、抑郁和紧张状态、睡眠不良。只有第四种是从心理与社会的角度着眼，作为次要原因被提出，我将此文归入B类。

第三期还有一篇《新婚夫妇最关心的十大问题》中提到，“大量的科学实验证明，各种避孕措施，如男用避孕套、女用阴道隔膜、口服避孕药以及节育环等，对人体及性功能、性生活不仅无不利影响，而且‘为性生活提供了自由与心理解放’。某些人出现的所谓‘性不适’，不是措施本身引起的，而是长期的社会影响构成的心理错觉、误错甚至扭曲的结果。”此文被定性为A类。

第四期，一位医生回复读者来信时，谈到男性绝育不影响性欲，但仍然没有强调绝育者自以为影响可能是心理与性文化原因造成，更多强调“可能是术前就有潜在疾病”。因此被定性为C类。

可见，《人之初》第一年四期刊物中有6篇文章涉及男性性障碍，其中A类和B类各二篇，C类三篇。

该刊第二年六期刊物中，有8篇涉及男性性障碍问题，依据上诉标准进行分类后定性为：A类为三篇，B类为二篇，C类为三篇。

第一时段样本中，定性为A类的5篇，B类的4篇，C类的6篇。

对于《人之初》前10期刊物相关文章的分析显示：

1，   1991年三篇归于A类的文章中，有两篇为译自英文，这在一定程度显示了国内具有性存在理念作者的弱势地位，说明性存在理念在西方发源地的更早普及；

2，   性存在理念与传统性观念在对待男性性障碍问题上，至少在于此刊物体现出的“传达实力”上，显示出势均力敌的趋势；

3，   传达上的势均力敌只能代表大众传媒的价值取向，而不能代表学术界的理念走势，事实上，除掉那两篇译文之后，传统性观念的文章占据了明显优势，说明性存在观念在本土作者中仍处于弱势；

4，   作者为性门诊或男科医生的文章，几乎从未在文章中传达性存在理念，而从事心理学、社会学研究的人士，则较多具有性存在理念；学科分界因其视角的不同而显示出对待同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对此，我们后面还将进行讨论。

（二）第二时段样本的分析结果

第二时段中，2001年刊物共有28篇文章涉及男性性障碍问题，遵循已提及的同样的分类标准，这28篇文章中被归为A类的为11篇，B类的6篇，C类的11篇；2002年前7期刊物中有11篇文章涉及男性性障碍，其中被视为A类的6篇，B类2篇，C类3篇。

这一时段共有39篇相关文章，A类总计17篇，B类8篇，C类14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39篇文章均为中国本土作者所作，没有译作。

我们可以看到：

1，历经12年的社会与观念变迁，性存在理念在通过大众媒体进行传达方面，其优势更加明显。这种优势无疑会进而影响受众（直接读者与间接受影响者）的观念，从而推动性存在理念的普及。

2，具有性存在理念的作者亦成为主流，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术界观念的转移。

3，许多身为性门诊或男科门诊医生的作者，文章中也透露出明确的性存在理念，这与国际医学模式的转变显然不无关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际医学界日益接受“生物－社会－心理”的三维医学模式以取代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这一理念在中国医学界的不断浸透，使其中许多人士在对待男性性障碍这一问题上显示出与心理学者、社会学家更多的共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