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小陈大我几岁，其实应该叫老陈。
　　老陈每次驾着车，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时，总是把自己塑造成打桩模子。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滩上的打桩模子可不得了，据他自己说，他倒过外币、倒过牛仔裤，甚至于，做过无痛穿耳的生意，“牛仔裤是从广州空运过来的，一次就下五千多条。”说到无痛穿耳，“那是带着做做的小生意，我一边倒牛仔裤，一边穿洞，最多一天给五十几个女人穿耳朵，一人十五块，赚翻了。”老陈说。
　　九十年代初，老陈还倒过车，花几千买的摩托，一年后牌照大涨时出手，赚了十倍，后来又拿了驾照，“最后几年我在虹桥机场拉私客，有一车客人要到温州，我斩了他三千块。”机场整顿时，老陈怕了，终于收手。
　　关于老陈的故事，可以拍成电影。即便现在，老陈还是老板，开了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他很有可能，是我们这栋大楼里最有钱的主。老陈很潇洒，啥都看淡了，把境界放得很低。他是上海八十年代上海打桩模子的孑遗，有过每天晚上泡音乐茶座，为了和人“别瞄头”轮番给女歌手送花蓝的经历。“别人送一百，我就送二百。不为啥，有钱就乱花。”老陈说，“八十年代末的时候，我一个月挣一万块是毛毛雨。”
　　聊起以前，老陈总像在说别人的故事，“钱都赌没了，最多一夜，输掉过十七万。”生意场和游戏场，老陈算是都玩过了，“有个朋友说要去俄罗斯做生意，从我这里借走十万，后来彻底消失，听朋友说他在莫斯科给黑道做了。”
现在，他的好日子，就剩下每个周末，找个新鲜菜馆，全家吃上一顿。这是节日。老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