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格格相处越久，就越深深感受到此人非我族类，恨不得专门定制一把折扇，见到她就唰地打开，上书四个大字：尔乃蛮夷。

我跟格格也吃过不少饭了，该人简直是逢喝必醉，每醉必歌，歌且舞之，手舞足蹈，硬把人家好好的饭馆变成了大型草根亲民KTV包间。好在她在北京的据点也就是某云南饭馆，该饭馆已经被格格成功收买，她即使把房顶拆了都不会有人动动眉毛。该饭馆为彝族人民所开，客座中常备吉他，首席厨师阿火乃彝族同胞，能歌善奏，做完饭，出来捋捋袖子，直接弹起吉他唱起歌来助酒；常来饭馆的又有“彝人制造”等专业团队。即使在此种环境中，格格的歌声也是盖不住的。在云味小馆烟熏火燎、低低的天花板上，格格的歌声，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别人唱时她就跳舞，藏族的锅庄加上她自己发明的舞蹈，我只奇怪在一间挤满十几人的十平米方寸之间，她是怎么能跳得优雅却又不碰到别人的。每当此时，我就深感自己真是一个汉族人类。在这种场合，少数民族同胞的热情、不羁、挥洒、豪迈都为酒和音乐推波助澜，而汉族人只好发挥克制内敛的优良传统，作壁上观。

汉族，真是最无趣的一个民族，喝也不能喝，舞又不能舞，唱也不能唱。每次饭局，慈爱怜悯看着格格且唱且跳且闹的，多半是汉族的爷们儿和姑娘们，而跟格格飙歌的多半是少数民族兄弟。我知道你要提蔡一玛，她虽然也是汉族，但是重庆人，原属四川，借用九色鹿的术语，我怀疑她唱歌时的灵光附体是“四川盆地狂想症”发作。

总之，生活里，桑格格小姐就是这样一个在汉族中间的少数民族。而写书时，她的蛮夷一面也毕露无遗。这本《黑花黄》是此人第二本书，里面有些散文让我看得很是松一口气：原来格格也不是一出手就写得那么好。但另一些文本却比《小时候》时的桑格格更让人不容小视。让我松口气的那些文章，属于文学青年流毒未散，不经意间的抒情和小资，这证明着桑格格毕竟还是一枚生于共和国70年代末的中国国民，与我及身边的文学青年有着类似的文学营养及阅读历程。这一块，是没有个性的，属于曾经滋养过我们的文学前辈前来讨债。但大部分文学青年，会在青春期过去以后很长时间内，仍然前辈附体，阴魂不散，用前辈的感慨感概，前辈的抒情抒情。

而我说桑格格“尔乃蛮夷”之处，就是她有自己的另一套表达方式。在《小时候》中，格格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观察方式和书写方法，她没有被我们童年都有过的类似粗暴生活伤害：穷、父母离异——她都嘻笑着写了出来，而没有一丝阴霾。她兴高采烈使用方言，而不是普通话，真的，东北话比普通话更好笑吗？河南话比普通话更可耻吗？可是在普通话代表的文化先进性的权威下，我知道有些人却患有方言自卑症（比如我）终身不治。而格格，她似乎是、当然是不曾被某些主流观念洗脑过，这是她蛮夷的一面，也是她的轻盈所在。当她使用四川方言讲那些故事时，四川方言就被供到一个地方，黄灿灿像金子一样。不止是四川方言，还有她和她朋友们的生活：深圳开服装店的姑娘，做夜总会公关经理的旧时同学，她们不是街上最普通的人群吗，可是格格的笔照到了她们，她们的生活于是显得趣味盎然。

是的，格格的笔下是有着一种光亮的，她用它们来照亮最普通的人们的生活。她没有宏大叙事，可是看完《黑花黄》，格格妈妈，何安秀女士相亲过的几位男人的遭遇结局，你会发现，那个年代人的命都不好。

最后，我要摘抄《黑花黄》里的一段话以做结局，“我仔细端详三姐：她站在我的面前，穿着一身粘着油泥的衣服，散发着凉拌菜的味道，身材发胖了，一双备受摧残的黑色皮鞋套在有点浮肿的脚上。但是，她的眼睛，除了周围的皮肤变皱了变黑了，眼睛眸子里的纯真一点没有改变，我认真地说：三姐，你还是那个样子，没有长大的娃娃脸。”这段话，我认为堪比杜拉斯的名段：你年轻时候不错，老了比年轻时候更经看。

格格照亮了最容易被忽视的那一种生活，她们被忽视、被欺凌、被损害，而她们，却是那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