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忆父亲（三）

父亲在很多问题上很固执，比如查出糖尿病之后，自然会有很多医嘱和饮食方面的禁忌，但父亲坚持认为那些都是“虚头巴脑”的说教，实际意义并不大。他总是举相反的例子，如：某某某喝酒抽烟一辈子，不照常活到多少岁？某邻居整天出去锻炼，反而猝死？当然他说得都是真事儿，只是没有考虑到概率。我猜在他的潜意识里，如果很认真地照着专业人员的话——不管是医生还是老师——谨小慎微地作事或生活，就不够大气、潇洒，甚至有点娘娘腔。

“认准一个理儿，就非得撞到南墙才行。”妈妈这样说他。在去世前住院的一个月里，屡次坚持要出院，认为医院给的药没用，自己就快好了。

家里的电器、门窗、卫浴等本来很好用，可父亲总是找理由来修，修来修去，往往修出毛病。但这种事儿又不能提，一提他就火。

由此，父亲不轻易表达感情，对妈妈、对我们都是一样。也由此，他从不说假话、从不着意讨人好，倒不是他认为这样高尚，而是他认为这样不够男人气，他对为人的风格很在乎。从我记事儿起，不记得父亲抱过我，但我知道他很在乎我和我的学习。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在家里躺着，他在外间屋和班上的同事聊天，以为我睡着了。他就拿出我的日记，把上面我的豪言壮语读给客人听，夸耀之意，溢于言表。把我听得都不好意思不装睡了。

他感骄傲的事情，就是儿子的学习好，有出息。记着小学时，我翻完了他从北京背回来的《春秋列国志》后，就开始给家里来串门的客人讲上面的故事，客人夸奖我时，父亲高兴得不得了。

在医院临终时，他反复忖忖自语的话就是：“爷爷要是不在了，我的两个孙子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