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特殊事物。

几十年来，中国无数的城市遗址在拆迁中被毁灭，城市文化与家庭关系受到破坏，很多居民不甘受到开发商与其他黑恶势力的盘剥，始终以自己的努力来进行各种反抗，虽然败多胜少，但总有一些事件让我们感到欣慰。

 

在我知道的案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开发商看中了某城市的中心位置，要建一个商业大厦，但是在这里还住着几百户居民，于是开发商就与当地的政府官员进行合作，在居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取得这块地的土地使用权，这样就相当于在块地上有两个土地使用权，这显然是违反的。

 

开发商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又与当地的政府进行合作，找了个隶属于政府的房屋开发商，对整个地块上的房屋进行拆迁。

但是问题出现了：大多数居民不同意搬家，即使那些想搬家的居民也对开发商提供的补偿价格不满意，所以也拒绝搬家。

 

于是开发商先把整个小区围了起来，阻止环卫人员进入，不出一周，小区里已经垃圾遍地，他们又阻塞了排水管，这样居民的大小便就无法送出，整个小区臭气熏天；然后他们断水断电，居民失去了生活资源；最后他们找来了黑社会成员，对小区居民进行殴打，而且命令警察不得受理报警。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居民们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大家出来一看，原来自己房屋的楼梯被炸掉了。这样，居民们的楼房成了一个没有楼梯的危楼。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只好领取了一点点补偿，离开了多年居住的家，但是这点补偿，根本不足以在城区购买一套哪怕是最小的房屋，很多人不得不搬到城郊。

 

其中也有一些人试图反抗，但是普通的市民怎么能够与黑社会相对抗呢？很快就被打怕了，最后不得不放弃。

 

但是总有一些人比较勇敢，他们试着组织起来，并找到了我。

我也不知道能否帮助他们，因为在此以前，我目睹的大多数拆迁中的集体维权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因为没有组织、没有协议、没有资金，一说维权大家都报名、一说行动人人都推辞，最后大家相互之间不信任，一切归于失败。

 

与他们的代表商量后，我指出一个问题：想搭便车的人太多，人人都想别人行动、自己旁观，而且人数太多，开发商认为赔偿的数量过多，协议难度就会大大提高，唯一的方法就是减少人数。

经过了多次讨论，大家认为只能通过收费的方式来提高加入的门槛，这种方式的效果非常明显，一说到收费，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先缴，尽可能延长自己缴费的时间，其实就是希望提高自己搭便车的机会。最后，只有三个人留了下来，张大姐、李先生、王大爷。

 

这三位没有想到竟然只有自己留下来，过去绝大部分的人离开了自己，心里很失落；更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解决问题，对前途没有太多的信心。

我与三位开了个小会。

我说：怎么办啊？你们有没有信心？

三位说：没有，我们什么也不懂，只能寄希望于秦律师了

我说：我也只能试一试，全依靠三位的信心与积极性。

 

我把三个人分成了三个小组，新闻组、谈判组和法律组；

新闻组负责与新闻机构联系，主要任务是联系30家新闻机构，至少要与60名记者见面，我们还写了5分钟的发言稿，他们三个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向新闻机构就本案发表5分钟的演讲；

谈判组要去认识开发商全部工作人员，知道经理与副经理的家庭住址，知道房管局科级以上工作人员的姓名，知道主管区长与副区长的联系方法，随时与对方进行谈判；

法律组负责证据搜集，要知道开发商面临的全部诉讼，要在一个月内准备好至少100份证据，要知道本市与此案相同的判决案例。

 

我希望他们一个月后向我汇报工作，如果大家有进展，我们就继续做下去，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大家没有信心了，我们就放弃，因为这是公民的权利！

 

这之后的一个月，几百名居民陆续领取了几万元补偿款离开了自己家，他们的房屋也已经被拆除，东西都被法院用车强制拉走，有几名居民因为反抗被拘留。

 

这三位大部分的工作都在继续，进展并不理想，区政府的裁决书也下来了，裁决居民败诉；必须在七天之内从家中离开，否则将进行强制执行！

我们在法定的期限内向中级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新闻组开始举办新闻发布会，开始只来了一名记者，大家对拆迁问题不关心，而且当时的报纸一般也不允许报道。第二次会议，来了三名记者，但是会一开完，就让开发商拉走了，一顿吃喝之后再也没有与三位联系。三位问我怎么办啊？记者找到了不少，不过来一个就被拉拢一个，怎么办？

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搞一个拆迁旅游不就行了，让各界记者都来，而且事先通知开发商，看他们能不能接待过来。

 

果然，一开始的记者开发商都认真接待，但是有时一天来五六个，而我们又特意通知对方开发商可能会搞接待，所以有的记者带着同事一起来了，最后开发商根本接待不过来……而这时记者开始主动与居民联系，终于真相开始被揭露，不少杂志与报纸刊登了拆楼梯、断水、打人的黑暗内幕，开发商开始受到各界的指责，谈判组得到了来自开发商希望谈判的信息。

 

这时，法院通知我们准备开庭，确定了开庭的时间与地点，我提前几天到达当地，和同事一直住在宾馆里，开始精心的准备。

我一遍遍地看卷，我们的诉讼请求是撤销区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我不断设想，开庭的时候区政府会如何举证呢？他们会怎么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呢？我把法律一条一条大声朗读出来，希望从中找到有利于我方的条款。

我设想了对方可能出现的九种可能性，按照这九种可能性分别制作了诉讼方案对应表，每个方案都准备了相应的质证方法，向法庭提出相应的申请。

开庭前，三位委托人问我，开庭要请其他居民吗？我说：不行，如果这样的话，就给其他人以搭便车的机会了，而且开发商如果知道与我们三人打官司就是与三百人打官司的话，一定不会妥协，法庭上做的任何事情，都要保密。

 

开庭的那一天在漫长的等待中终于来临了，三名原告坐在旁听席上，我坐在律师席上，紧张地期待着，对现场的每一个细节都仔细观察，快速判断着势态的发展。

9：30分，开庭通知书上注明的时间到了，但是区政府的代理人还没有到庭，法官有些急躁，让书记员给代理人打电话催促。

9：40分，区政府法制科的正副科长迈着四方步来到了法庭，慢慢地坐到被告席上，他们看了看法庭，当他们看到法庭上只有三名被告、没有任何记者时，脸上露出轻松的表情。

法官宣布开庭，介绍了审判庭的组成人员，询问了两名代理人的姓名与身份，对方代理人大声回答了自己的职务。

 

法官即将宣布进行法庭调查，此时，我举起了手。

 

法官问：原告律师，有事吗？

 

我说：此前我方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向法庭发来我方的申请，不知法庭收到否？

法官问了问书记员，之后回答到：收到了！不过此事需要法庭调查时才能回答你。

 

我说：其中有一份是关于要求证人到庭的申请，不知法庭收到否？

法官从书记员手中拿过我们写的十多份申请，看过之后，指着其中一份说：是这一份吗？

我说：是。

法官说：当然收到了。

 

我说：今天早晨开庭前我们把这几份申请交给了法庭，希望法官也看到了

法官说：我看了。

 

我说：刚才法庭进行身份核实时，我知道对方的代理人分别为法制科的王先生和赵先生。

法官说：是的。

 

我说：我们希望法庭注意，我方提交的证人名单里，就有王先生和赵先生。

法官看了看名单，说：是的。

 

我说：在我们提交的出庭证人名单里，也有王先生和赵先生。

法官看了看另外一份申请，说：是的。

 

我说：今天王先生和赵先生都到庭了，我们希望法庭明确他们的证人身份。

法官沉默。

 

我大声说：我们希望法庭明确他们的证人身份。

 

对方的两名代理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还在交头接耳。

法官与其他几位法官低头商量，他们显然不清楚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然后法官说：我们继续进行法庭调查。

 

我坚持：本人希望法庭明确证人。

 

法官问：秦律师，你到底想做什么？我如果明确了他们的证人身份，你想做什么？你现在必须说明，否则法庭将继续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