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承办的案件中，经常需要很多业主组织起来共同行动。中国人当然是我最大的客户群，但是也接触过美国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印尼、韩国人，还有日本人。我发现，当需要集体行动的时候，大家都无一例外地选择搭便车，总是希望让别人去行动。别人如果成功了，他们就可以无偿使用胜利结果，如果失败了，他们不支付任何费用，也没有太大的损失。这种搭便车的心理，与国别、族别、性别、地位没有任何关系，只要是人，几乎都这样。

解决这种搭便车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事先签订集体维权协议，我现在起草的这些维权协议，已经有近三十页的内容了，通过协议将维权中的费用分担、收益分配全部写出来，并且签订保密协议，让那些想搭便车的人根本看不到“车”，这样就没有办法“搭”了，最后的选择只能是三种，一是放弃权利，二是单独谈判，三是参加集体谈判。从成本角度来分析，当然是最后一种经济合算。

协议签订以后，大家的积极性是一样的，我们同胞的积极性更高，所以我认为中国人与外国人相比，一点都不散，只是没有很好组织起来罢了。

现在我的律师业务中，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内容是将一个小区中的业主组织起来，成立业主委员会。在社区维权中，经常有人会说，我当不了组织者，别人都不出来做，一定是大家不需要这样的人，或者说这种工作一定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大部分社区维权最后都归于失败，很大原因在于缺少组织者，而组织者之所以不能持续就是没有信心。

北京有一些大的社区，一千五百多户、五六千人，对于组织者们来说，最大的障碍不是资金和某些部门的阻挠，而是缺少信心，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不断的鼓励他们，让他们坚信，他们是这五千人中最优秀的，只有他才能将这个社区从混乱中解救出来，走向安宁。

其实，一个人一旦获得了信心，积极的开始工作后，事实远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困难。

有一个小区1300多户，很多著名的人物住在里面，他们组织起来共同维护自己的权益，核心组织换了又换，其实只有一个人在坚持，是一位老先生，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就是坚持，坚持把大家组织起来，他坚持了五年，取得了很多方面的进展，最后开发商不得不妥协，答应了业主的很多要求，他一个人做到社区5000多人没有做到的事情。

我现在越来越理解某些现实，有很多事情看起来很困难，只是没有人去做，有时只要一个人去启动，就可以完成一项复杂而巨大的工作，而这件事情的结果可能会影响一千人甚至一千万人！

在集体维权中，方法也非常重要，有的集体案件一般都有十多名甚至几百名当事人，这样多的人一起行动就有一个缺陷：速度缓慢，就有可能给对方以机会。在某些冲突性活动中，速度就是致胜的最有力武器。为了降低我们的成本，就需要提高行动速度，这样就必须进行精心准备。

例如在房地产诉讼中，经常涉及到业主的表决活动，北京地方太大，要让上百名业主聚集到一起非常困难，为了使大家能够有效表决，仅就开会一事就需要进行精心组织，为了一天的会议，可能要准备三天，我们为了举办一个三小时业主会议，设计出来的细节程序不少于60个！

很多社区集体维权归于失败，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不会组织会议，一下来了很多人，大家都在发表自己的观点，慢慢的也就忘了今天的会议主题是什么、怎么才能组织起来、如何进行表决、表决什么、谁来监督、谁来执行、如何形成书面协议等一系列的细节问题，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最后导致了整体行动的失败，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到现在也不明白失败原因是什么。

2003年底，我们到深圳大学开会，主题是社会治理。

到场的有很多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我有几十分钟的发言，我讲的内容很简单：我是如何通过协议把几百名业主组织起来的！

我把自己起草的几十页协议投放到屏幕上，怎么是集体维权协议、什么是投票协议、什么是有一百个细节的会议程序、什么是关门协议、什么是集体行动的秦兵曲线、什么是表决协议、什么是反搭便车协议……

我讲话的时候大家静静的，没有人出声，但是我可以看到学者们那聚精会神的眼睛，没有人离开会场，大家一开始只是礼节性的关注，当我把照片也展示给大家时，很多人表示信服了。会后大家热烈的鼓掌，一位老教授上来说：我们思考了很长时间的东西，在秦兵律师这里变成了现实！我们有些不敢想的东西，在这里也变成了现实！人们有些没有解决的实际问题，现在也成了现实！

确实，在大量的实践活动中，我需要将每一个过程都认真思考，找到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保持集体行动的安全与可持续性。

胜利与失败，都在细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