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来代理的刑事案件，有一个未成年人涉嫌偷书的案子。

被告是个十多岁的男孩，具体年龄忘记了，他经常去琉璃厂书店，有一次拿书，被书局的营业员当场发现，报警后就被送到了看守所。

检察官说他拿了几本明清两代的古书，一本书估价就是8000多元。书局把这么多年来丢失的书做了一下计价，可能总书价有三四万元。

警察调查此案的时候，被告很诚实，承认去过多次，也拿过书，但是具体时间和数目都记不清了。

我到看守所见了他好几次，到看守所看当事人的程序极其烦琐，有时为了见他一个小井，需要在公安局等整整一个上午。

公安局里没有律师等候的地方，大段的路全都曝晒在太阳地里，看守所附近也没有公共汽车站，只能打车去，虽然交通费用是时报时销，但为了省点交通费（他家是普通的家庭），就坐最便宜的一元 一公里的出租车，即便是这样节省，前后也有一千多元钱的出租汽车费。

   

经过了漫长的斗争与等待，我终于进到了看守所见了他，我就和他说说案情。

他说他都记不清楚了，这一点比较重要，有时我们两人都陷入无声的对望中。

我告诉他，“如果你记不清楚的话，我只能通过证据来推断；如果你记不清楚，就说记不清楚，不要说假话。”有些律师出现“事故”就是不通过证据来说案情，而是把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据。要知道，当事人的陈述未必完全可信。

之后我经常去现场观察，分析他是怎么进去的。我设计了几个问题，比如他进门之后，图书管理员是怎么看到他的？他拿书的时候，图书管理员是怎么发现的？为什么前几次没有被抓住？那一天，丢失了多少书？这些书是否都是这个孩子偷的？

我久久地站在书店里，想象着当时售货员在干什么，这些售货员在谈话的时候，怎么会注意到被告，为什么去了那么多次，只有这一次才被“发现”……我以情景重现的方式问了很多细节问题。

我假想孩子被抓到的时候，太阳已经西下了，他是怎样拿书的，销售人员是怎么发现这个孩子的，是拿书以前发现他的，还是拿书之后发现的，是主动发现的，还是出来检查的时候才发现的……我设计了很多场景。

渐渐的，我感觉到找到了突破口，我坚信目击证人的陈述是最重要的证据，我坚决要求证人出庭。

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证人出庭已经成为世界刑事诉讼的正常程序，证人不出庭，证言无效，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外国法庭电影中，大量的内容是辩护律师向证人发问。

但是中国不是这样，证人可以不出庭，仅仅凭证人的证言，就可以判被告有罪。至于证人证言有何问题，没有人讨论，也无法讨论，因为证人根本不在法庭的现场。这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它让一个人可以不经过证人指证，就能被判处刑罚。这让无数的中国公民蒙受不白之冤。

以后的很多案件，都让我体会到程序的不公正给被告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多年以后，我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建议案，要求对如下三点进行修改：一、刑事案件开庭必需通知被告家属、被害人；二、二审程序必需进行公开开庭；三、刑事案件开庭，证人必须到庭，否则证言无效。

 

在这个案件中，认为重点就是证人。如果证人不到庭，那么我就无法通过询问证人来发现问题。为此我费尽了心机，多次前往法院，向法官陈述自己的观点，坚决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但是法官从来没有答应我，直到开庭前一天才同意，要求书局派当日值班人员出庭。

 

开庭那天，我早早来到法院，担心证人不到法庭，幸好证人按时到达，我才放下心来。

开庭后，很快进入到询问证人的阶段，法庭通知证人到庭。当时被告坐在前面，证人是一名书店职员，他坐在被告的后面，证人看不到被告。

轮到我发言时，我说：您好，您当天看到过有人在书店拿书？

证人：是的。

我问：您当时是怎么发现？

证人：我看见有人往怀里放书，我走过去，叫住了他。

我问：您与他正面见过，对吧？

证人：当然，我还批评了他很长时间。

我问：那么您当然记得他了。

证人：是的，我记得很清楚。

我问：您能大概说说被告的样子吗？

证人：可以，他个子不高……

我问：大概有多高？

证人：比我要矮。

我问：其他的呢？

证人：小伙子身体很健壮。

我问：还有吗？例如穿什么样的衣服，他戴眼镜吗？

证人：不戴，穿绿军衣。

我说：您能向法庭重复一遍刚才所说的吗？

证人：没有问题

证人又向法庭说了一遍

我问书记员：您是否已经把刚才证人所说的全部记下了？

书记员说：记下了

我对证人说：非常感谢您的细致观察！

我向法官申请：我的问题完了，可以让我的当事人站起来吗？

法官说：可以。

 

被告站了起来，他个子很高，比证人高很多、细瘦、戴眼镜，他只是一名高中生。

庭上一片沉默！

在场所有的人，证人、法官和检察官，还有旁听的家属，都知道证人看见的根本不是被告！

十分钟后，法庭宣布：释放被告！

 

当时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立即冲上去，握住证人的手，再紧紧拥抱他，狠狠地感谢他！

我相信那一天发生过窃书案，而且我也知道，不止一起，我更知道证人发现了其中一起，但是他见到的并不是被告！

我能够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让法官和检察官知道，证人所说的窃书人不是我的当事人！

在全案的过程中，我对现场场景的不断分析和情景再现，使我想到了：现场当天可能出现过两次失窃，被告只不过是其中之一，既然如此，那么就会有这种可能——现场工作人员无法清晰辩认，那么我设计的第一个问题：如果我能让证人描述当事人的特征，是不是就有可能对本案的判决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人会说，这样不就是纵容犯罪吗？不是，在法庭上，律师与法官都不可能获得百分之百的客观真相，我们只能通过证据来查明的法律真相，当这个真相不能确定某人有罪时，就应当宣布他无罪。

 

我那时天天在办公室里做案件，早晨七八点就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去，非常勤奋。勤奋是成为好律师的第一要求，特别是刚成为律师的年轻人，如果客户只要求你做到一，你力争做到三，要知道是客户在出钱培训你，你不努力，怎么能对的起客户？我认识很多优秀的律师，勤奋而努力的工作，是他们的第一表现。律师的行业是需要勤奋去竞争的，前后这两个案子使我明白了，刑事案件应当从什么角度入手。如果说做律师有职业智慧的话，那么我的智慧在于：不断探索和推敲案情最细节的地方。

此后几个案件坚定了我当律师的信念，相对于刑事案件来说，民事案件的证据太过于简单了，似乎没有什么可做的。我经常与实习律师讨论，一定要先做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可以让律师对证据产生高度的认识。在法庭上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证据，根据证据来判断历史是否曾经发生——是证据决定了现场，决定了被告的命运！

我做刑事案件一共做了两年多，我总结就是：记忆案情。一个律师假使在法庭上辩论，必须对案情有精确详实的了解，你要比被告还要了解案情，律师实际上是在背一个案件，背诵每一个细节。

法庭就是一幕话剧，话剧里有律师、被告、法官和检察官。开幕之前，律师要做编剧，把可能要发生的事情想好，当你在编写剧本时，有的地方可能会不连贯，而那不连贯的地方最有可能是案情的出口。如果律师将这个出口设计得精致，或许会使被告从这里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