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过去了，执照的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房租还要交着，我感觉到了压力。我知道以自己追求真相的性格，是无法办到执照的，因为当时没有真相。

    我第一次开始找熟人，我母亲同事的弟弟在车站工商所，我就到车站工商所找他，同事说他出差到济南开会。我听后想也没想，拔腿就往火车站跑，立即坐车去找他，三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济南，又转坐汽车找到开会的地方，坐在会场外面等他。

    他开完会后吃饭，吃完饭后睡午觉，我坐在外面公路边上等着，当时已经是夏天，大街上满是槐树，知了叫得人很烦，也没有卖水喝的，只能呆呆地看着一辆辆汽车从我眼前过去。

    从中午一直坐到下午三点钟，口干舌噪，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数车、看车，一辆、两辆、三辆……，就这么数了两、三个小时，终于，等到他上完课出来。

    我迎上去，径直对他说：“我是秦兵，你姐姐和我母亲在一个科室，我准备开一个小公司，现在才知道要先办个体执照，你能不能帮我？”

    他瞅瞅我，眼皮几乎都没有抬，说：你先回去吧，这件事情需要回去研究一下……

    我有点儿失望，可能找他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已经无所谓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求人办事，却是这样的结果。当时天已经很晚了，在济南呆了一天，又累又渴，一个人又坐了三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回到家里。

    一路上，心情很沮丧，就想怎么办这点事情这么难呢？工商所为什么不写出来呢？让每个人知道程序是什么样的，知道自己能不能获得执照，为了办这么一个执照，要让我跑一个月？中国人这不是在相互自我折磨吗？如果办一个执照都要花费这么多时间，谁还有精力去钻研技术呢？

    现在是2004年，我们终于有了《行政许可法》，将办理执照的时间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从1991到2004年这13年间，不知多少人浪费了多少精力在那些无用的细节上，不知有多人通过权力成了富翁，不知多少人也因此成为阶下囚，不知有多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他们都以自己的人生资源为这部法律做出了贡献。

    有人会说，社会的进步就是要慢慢来，那么是否所有的事情都要慢慢来呢？难道公民如此急迫的事情就不能快一点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大代表不能立法，而全世界的人大代表都可以直接写法律，但是中国不能，他们只能写立法建议。所以，当社会上发现一个需要立法的事情时，由他们先写成建议，然后交给政府有关部门，经过数年的讨论，最后才有可能成为法律，这时不知有多少社会资源都浪费了。

    有一次开公司法的会议，清华大学的一位法律专家说，在美国，成立公司平均需要两天，在中国平均需要100天，也就是说，美国的效率是中国的50倍，他们需要一年做完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需要做50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50年就是一生，所以很多机会我们根本不可能享受到。

    立法的速度决定了社会的效率，如果这部法律能够提前颁布，中国不知道会节省多少社会资源。

    我说法治救国，救国就在于这些细节之中，首先要让人大代表会写法律！

    车站工商所的事情一直没有进展，我并没有放弃此事，我又去找区工商局私营企业科，那天张先生接待了我，他仔细地问了我一些问题，特别是我为什么要开电脑公司，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回答他的疑问。那天也很兴奋，说了很多理想，主要是关于计算机的前景，我终于说服了他——他答应帮助我办执照。

    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1990年的秋天，我终于成为当地第一家私人计算机企业的小老板。值得一提的是，两年后我走在路上，看到又开了一家电脑公司，而那家公司的老板就是张先生，我们竟然成了竞争对手。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合作，当时的经历让我们互有好感，后来更巧的是，他的妹妹竟然与我的太太租房子住到了一起，世界真是小！

    “企业”刚开业的时候，没有什么流动资金，主要靠父母和我的一些积蓄，还借了朋友的钱。计算机是根本不敢买的，因为太贵了，至少要两万多块，所以一开始主要经营计算机图书、工作台、打印机、色带、保护屏等一些价格比较低的商品，原来的房子也换了，地点设在一个商场，只租了一节柜台。

    一般从济南和北京进货，当时企业信誉普遍比较好，欺诈现象很少见，或者说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欺诈。每次进货都是对方告诉我银行帐号，我把钱电汇过去，然后传真汇款单据，让对方去查收，对方也不用等钱到帐，就会把货品寄过来，这种信用关系大大降低了双方的交易成本，我的钱在路上的时候，对方的货就已经到了。

    当时中关村里有一个四海市场，我的大部分货都是从四海市场里采购，一般我只来一次，与四海市场里的经理们认识一下，其他的事情就通过电话联系了。从1991年到1992年底，我从这些地方进了大量的货物，从来没有被骗过，我也从来没有失信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