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阮籍以《咏怀诗》皆非一时一地所作，可以视为其诗歌总集。由于身处险境，阮籍《咏怀诗》都以发言玄远的象征性语言来表达内心的苦闷情怀。他通过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从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文选》李善注引刘宋诗人颜延之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所以“忧生之嗟”和“志在讥刺”在《咏怀》诗中占有很大份量。其第一首，是整部诗的序曲：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人以万籁无声的寂寂黑夜来象征现实的黑暗和压抑，以及自己万感交集、满怀情衷无以倾吐的幽独孤愤心境。其中“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是意象凄美的山水景物名句，含蓄而形象地表现社会的压抑，个人与现实的矛盾 。思想与现实的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时局、对个人命运的忧虑。
　　阮籍的诗往往能够突破意象深度，在物我之间恍兮惚兮，出入穿插，其笔或深或浅，其神或即或离，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呈现了“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其中，令读者莫求归趣”的审美效果。这种隐晦深邃的意象诗，与阮籍诗常用象征、暗示，言在此而意在彼、隐晦曲折的手法有关。其命意多在若即若离之间，力避凿实描写，诗中即便有山水景物，也多为抽象的、意念中的景物。如《其三》：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这首诗的开端引用谚语来作为入景入境、进而入思入悟的蹊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看那东园桃李，嘉树繁盛之时，下自成蹊，一旦秋风吹散豆叶之时，艳丽桃李之花也就从此零落衰败了。是的，一切繁华之物都会有憔悴之时，雄伟的殿堂，也会有那么一天，生长起荒凉的荆杞。那我还不如驱马而行，抛舍这似锦繁花，去到那伯夷、叔齐隐居的首阳山下。自己的性命尚且不能自保，我又怎能贪恋妻子儿女呢？看那岁暮的秋霜，已覆盖了满山野草，又是一年时光尽了。张玉谷《古诗赏析》说：“首六（句）就植物春盛夏率比起，说到堂生荆杞，京师乱象隐然。”确实如此，不仅本诗如此，阮籍的诗作，大都是一种比兴叙说的方式，来阐发他对人生的某种哲理性的认识，譬如此诗中出现的“东园桃与李”、“驱马”、“西山趾”，似乎都有一具体的场景，其实不然，这些“东园”、“西山”、“堂上”，以及“嘉树”、“桃李”、“荆杞”、“凝霜”等等，都不是具体的山水景物，而是诗人阐发某种哲理的符号，或说是“对应的象征物”而已。
　　正是因为这种隐晦深邃的意象诗，常用象征、暗示，言此而意彼、意在若即若离之间，抽象的、意念中的景物即成为作者发抒自己感怀、思索的媒介，随着思绪飞转，（当然也有“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的生存哲学的影响），阮籍《咏怀》五言诗，常常频繁转换其写作视角。如《其十七》：
　　　　独坐高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此诗的起首：“独坐高堂上，谁可与欢者？”显然是阮籍自身的真实环境、真实心境的写照：独坐高堂之上，有谁可使我欢乐？堂上既然没有，那就出门寻求，出门能见到许多大路，却没有见到通于“我”的车马；于是，我登高而望，九州尽收眼底，却依然没有见到能使我快乐的知己，空有悠悠九州，无尽旷野。只见到孤独的飞鸟向着西北方向飞去、离群的野兽向着东南方向而行。日暮时分，我思念着那可亲近的朋友，希望我们能对坐而谈，来解除我心中的忧愁。
　　可以看到，在这首诗作中，诗人由具体的场景“独坐”的“空堂上”，到虚拟的场景“登高临九州”，再到“孤鸟”、“离兽”，有可能的真实，有可能的虚拟，真实场景与虚拟场景，幻化于诗人的想象之中，类似屈原的叩阍求女，在追求着诗人心目中理想的“亲友”，而这个世界上，终于未能寻求到真正理解自己的知心人，从而写出了阮籍处在这一黑暗时代的大悲哀。
　　“独坐空堂上”，可以说是空间的追寻，诗人由“空堂”而“永路”而“登高”，一系列的空间追寻，而《其三十一》，则是历史时空的追寻：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余音，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我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我驾车向着魏都大梁进发，再向东南方向的吹台进发。梁王（魏的都城在梁，故也可以称魏王为梁王）当年的箫管歌音犹然在耳，但那吹台的主人梁王而今安在？梁王啊，你让浴血奋战的战士食用糟糠，使贤者处蒿莱草野之中，于是，吹台歌舞曲未终，西边秦兵已攻城。那当年游乐的夹林不复所有，华丽的宫殿也生满尘埃。——魏安厘王四年（前273年），白起大破魏军于华阳，魏王也终于身为土灰。在这首诗中，诗人经历了由追寻梁王遗迹：“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到与古人梁王的对话：“箫管有余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再到代言梁王：“夹林非我有，朱宫生尘埃”，最后再回到“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的诗人客观描述的几个不同抒情视角的转型。
　　类似的还有《其四十七》：
　　　　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高鸟翔山冈，燕雀栖下林。
　　　　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寻。
　　诗人直接从议论入手：“生命辰安在”——短暂的生命何处可以寄托？作者想起来这个问题就忧伤戚然，接着他通过一组跳跃、对比的意象来展开生命的追诉：“高鸟翔山冈，燕雀栖下林”。高鸟之所以翱翔高高的山冈，燕雀之所以栖息低矮的林下，难道仅仅是命运的由然？与各自本身的能力与志向没有关系？我也想和那高鸟一样翱翔高冈，可怎么才能冲破这囚身、囚心的笼篱呢？——由此可见作者被迫寄身权利斗争中心的苦闷和不满。然而，答案在哪里呢？——“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无人可与言者、可与欢者，作者只好空羡“崇山有鸣鹤，”这大概应暗指好友嵇康了吧？可惜，由于性情和际遇，那样理想的生活状态对于我来讲，是不可相追寻的啊！痛切之感，溢于言表。
　　《咏怀》五言诗中还有许多是直接议论写成的，但这种议论方式已不是经历建安之时的议论方式，其艺术特质，呈现了对于两汉议论言志的超越。如《其六》：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
　　　　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
　　　　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此诗有无所指，向来解者纷纷，或谓指曹爽之沉溺于荣华富贵而作，或谓泛讥趋附权势者，或谓喻己之不能终隐。全诗以一种叙说故事的方式开头：“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邵）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时俗谓之‘东陵瓜’。”“青门”，汉代长安城东面南头的第一道青色大门叫做霸城门，俗称青门。诗人从此处开始描述叙说：早就听说东陵侯种瓜的地方，就近在青门之外。瓜田连着阡陌，瓜蔓牵着小瓜，就像是吴中“岁充贡赋”的“五色瓜”，在早晨的阳光下闪耀着缤纷的五色，吸引了嘉宾们从四方而来……，可叹！君不闻庄子《人间世》中有言：“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做个布衣可以终老一生啊！哪些恩宠和爵禄岂可依赖？——显然，庄子的“山木自寇”“膏火自煎”，乃是全篇的主旨，但阮籍却将这种哲理玄思，通过东陵侯种瓜的故事以及对故事的议论叙说来阐发出来，以此明白的哲思和明白的感情倾向，表现出来的却是不确定的含意。其实，这种“不确定”正是诗意的存在之基，它将引导读者深入，超越。
　　阮籍的议论诗，常常具有极大的概括力，从而具有某种警人的效果，如：“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等，都堪称这种富有哲理性概括力的佳句。
　　阮籍《咏怀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其独在的诗史意义：
　　1、个体诗人时代的确认。整个先秦两汉，中国诗歌的写作历程还处在群体诗人的写作时代：更远一点说，整个中国文学史上，自风骚至建安之前，个体诗人写作始终处于潜在状态，虽然屈原楚辞的出现，标志着有主名诗人写作的开端，但在随后四百多年两汉诗坛上，个体诗人的有意写作，始终没有出现。建安之后，百家腾跃，五言诗兴起，标志了个体诗人写作时代的真正开始。阮籍紧随建安诗人之后，有意识写作五言诗作，接响建安，开启晋宋，从此之后，中国的文人诗成为一条绵延不绝的诗史长河，再也没有出现类似两汉诗坛的中断局面。就这一点来说，阮籍《咏怀诗》居功甚伟。他巩固和发展了五言诗这一新兴的诗体形式，使中国诗歌向其阶段性目标——近体诗的发展，奠定了正确走向。
　　2、开拓了玄言诗新的诗体形式。正始时期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玄言诗的兴起。玄言诗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是魏晋玄言清谈文化的诗歌表现，而玄言清谈，肇始于魏末何晏的时代，何晏、应璩的五言诗，已是玄言诗的先兆，但仍属偶然之作；而到了阮籍这里，发展成为自觉之作，以哲理感思成为其诗中的主要成分。
　　由于玄言本身的特质是借助自然山水以抗衡“名教”，因此，正始玄言诗中，天然地涵纳着士人的山水雅趣。它建立在一种明确的老、庄人生理想境界之上，在文学中表现自然、表现人与自然的亲和感、人与自然万物融合无间的境界。从此，中国文人完全摆脱功利的目的，不再单纯从道德的角度来观察山水，不再停留在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上，在文学创作中把对于自然的态度引向了审美的层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始时期乃是后来山水诗的滥觞。
　　由于正始时代玄言哲思的时代特征，表现在五言诗的写作方式上，明显地呈现了重视主体的抒情性的特征，在主体之意与客体之象方面，明显地呈现了向前者的倾斜，而且，是重在表达深层次的庄老哲学观，明显地具有直接抒情、议论化特征。故阮籍的《咏怀》诗，可以视为玄言诗的开端。只是，由于玄言诗在魏末正始的时代，还属于新兴诗体，其特质还没有发挥到极致，故阮籍的玄言诗，还有着很大的建安诗风遗留的成分，到了东晋时代，玄言诗才发展到钟嵘所说的“理过其辞，淡忽寡味”的极致。
　　3、进一步确立了五言抒情诗的体制。阮籍《咏怀》五言诗，承接曹植后期作品及《古诗十九首》作法，进一步确立了五言抒情诗的体制。建安时代的五言诗，所受汉赋和乐府民歌影响较深，在写作中，仍有着较为浓郁的铺排色彩，直到曹植后期的作品，才呈现了由“黼黻锦绣”到“沉著清老”的转型，诗作篇幅呈现了由长而短的趋势，阮籍的82首《咏怀诗》也大多篇幅短小。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阮籍内心的痛苦，不便于做清晰的表达，如同向秀所作《思旧赋》；一方面，经历建安后期的风骨之作，阮籍得以进一步积淀和升华，从而使诗歌史走向，进一步指向唐诗的近体诗方向。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正指出了阮籍之于建安传人的地位。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说：“《咏怀》……直取自然，初非琢炼之劳，吐以匠心之感”，正是阮籍五言诗的特色之一。
　　4、进一步实现了意象式的写作方式。建安时代的五言诗写作，突破了两汉言志诗的传统，实现了“一诗而写一时一事”的写法，有游宴诗、山水诗等，但其山水景物或是宴会场景，或附丽于女性题材等，且大多实写，并无更多寓意。其意象，虽然也是一种有“意”之“象”，但其意为浅层次的情感表达，而阮籍《咏怀》五言诗，由于其“悲在衷心”的背景，因此，意旨遥深，具有钟嵘《诗品·上》所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审美特征。
　　5、多视角转换的写作方式。
　　总之，阮籍《咏怀诗》思想深邃，意象朦胧，对于唐诗意象，以及整个华夏诗歌的意象方式，有着深远影响。钟嵘《诗品·上》评其“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呈现了沈德潜《古诗源·卷六》评价说：“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其中，令读者莫求归趣”，都指出了阮籍《咏怀诗》的意象艺术特征。这种意象艺术，如罗宗强所说：“《咏怀》的这种特殊表现形式，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种无法重复的现象。”“李商隐的诗，在迷离恍惚、归趣难求方面庶几近之，然嗣宗以哲思之深层含蓄为归趣，而义山则以纯情的朦胧恍惚为特色。”这又是他们的不同，历史，终究是无法重复的。
　　阮籍的散文，特别是著名的《大人先生传》，也像他的诗一样，表现了愤世嫉俗、反抗礼教的思想。但也同样有虚无主义、厌世主义的消极成分。
　　传说，阮籍少时游苏门山曾遇隐者。据孙盛《魏氏春秋》载：“籍少时尝游苏门山，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名姓，有竹实数斛、臼杵而已。籍从之，与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生萧然曾不经听。籍乃对之长啸，清韵响亮，苏门生逌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就是以苏门先生为人物原型的。这位大人先生是一个“陈天地之始，言神农黄帝之事昭然”，“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的人，是一个“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的人，是一个“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的人。这样的人物，正是阮籍所心仪的洞明世事、超然悬虚的神仙人物，作者借此表达了对当时政治黑暗、礼法虚伪的社会环境的厌恶与内心想要与之疏离的思想。
　　在这篇散文中，他借理想人物大人先生，辛辣地讽刺了礼法之士，把他们比做裤裆里的虱子，“逃乎深缝，匿乎败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则炎邱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折实脍炙人口的一段文字。《大人先生传》中又说：“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作制礼法，束约下民。”一语道破君臣礼法的本质。文章行笔铺排，节奏跌宕起伏，气势滔滔逼人，断语斩钉截铁，笔锋辛辣锋利，是一篇难得的传世佳作。

　　九

　　竹林七贤名称的来历最先得之嵇康、阮籍、山涛，正始八年，阮籍、山涛辞官退隐，二人的隐居之地选在离百家岩竹林不远处，先与嵇康游于竹林，其他是四人后来慕名加入的。这里作个大要概揽：

　　山涛（205-283年）：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大虹桥乡）人。早孤，家贫。山涛在七贤中年龄最大，“介然不群，性好庄老”，为人小心谨慎，属于那种“矢志兼济天下”的人。但开始仕途并不顺利，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及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遂“隐身自晦”，不问事务。与嵇康等人做竹下游。他与司马懿夫人张氏有中表亲关系，所以，司马师执政后，他赶往投靠，仕途平步青云。成为司马氏政权高官。离“竹林七贤”所追求的建安风骨和正始之音则越来越远。，不过，山涛虽居高官荣贵，却贞慎俭约，俸禄薪水，散于邻里，王戎称为“璞玉浑金，人莫知其器。”
　　涛为人和善，多次举荐好友出仕，为此还惹出他与嵇康的断交，但从嵇康临终对子女的遗言和山涛二十多年对嵇康子女的照顾提携上，可见山涛之为人厚博。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尚村）人。向秀天性喜静，嗜好读书，雅好老庄，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研读《庄子》颇有心得，于乡里讲学时为山涛所知，山涛听向秀所讲高妙玄远，见解超凡，如同“已出尘埃而窥绝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在山涛接引下，认识了嵇康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他与嵇康二人在嵇康家在山阳（今焦作市墙南村）门前柳树下打铁自娱，嵇康掌钳，向秀鼓风，“相对欣然，傍若无人。”自得其乐。他还经常与吕安同在山阳灌园以自给，三人情投意合。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氏害死后，他迫于形势，到京师任侍郎、常侍等职。闭门谢客，潜心作注，用心阐发庄子思想的精神。他的注解“妙析奇致”，“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其好友吕安见此注后叹为“庄周不死矣”。
　　 向秀虽然没有完整文集传世，但却是少有的大哲人大文豪。其主要著作除了《庄子注》之外，还有《难养生论》、《思旧赋》，向秀所著一书、一论、一赋三种作品，均为问鼎之作：其《庄子注》体现出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开创玄学注《庄》新思路，后人难望其项背；《难养生论》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思旧赋》堪称悼亡绝唱，魏晋时期无赋可与之比肩。

　　刘伶：西晋沛国（今安徽宿州）人，字伯伦。 曾为建威参军。他“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晋武帝泰始初，对朝廷策问，强调无为而治，以无能罢免。刘伶平生嗜酒。《晋书·列传十九 ·刘伶》载：刘伶“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又说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实，刘伶是将“纵酒放达”作为对抗“ 礼法”、宣泄自我的行为方式，他常“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够绝！不仅如此，此先生还作了篇《酒德颂》，来宣扬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之情趣，对传统“ 礼法”表示蔑视。别看他酒喝得晕乎乎的，还犯口吃，文笔倒是条理明晰，用词精湛，句法陡峭而又流畅，气势冲决涤荡、恣肆汪洋，深得老庄三味！所以文章不长，却名动京师，成为他一生唯一的代表作：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木盍ke)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攮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借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阮咸：字仲容，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开封附近）人，阮籍之侄。他善弹琵琶，精通音律。中书监荀勖常与阮咸讨论音律，自叹弗如，由此嫉恨在心，迁阮咸为始平太守，故后人称之为阮始平。
　　阮咸为人旷放，不拘礼法，为当世所讥。他曾在母丧期间，去追自己私幸过的姑姑家的一个鲜卑婢。追上后，还穿著丧服与婢女共骑一头驴子回来，说：“人种不可失”。他曾与族人群聚饮宴，把酒盛在大瓮里，几个人围坐在瓮前相向而酌。此时有一群猪也来寻酒喝，阮咸便跟在猪群后面共饮。在名教社会，这些行为是对虚伪礼法的揭露与抗议，有冲击礼法和解放个性的积极作用。山涛曾举荐阮咸为吏部郎，评之：“（咸）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这是很高的评价。不拘礼法乃其表现形式，而贞素寡欲为其内心世界，此乃老庄玄学之素养，名士的精神本质。如仅有不拘礼法，则不过是狂人。晋武帝以其崇尚虚浮之谈、嗜酒如命为由，不用。
　　据说他改造了从龟玆传入的琵琶，将其曲颈改直颈，并在死后作为陪葬埋进墓地，五百年后，也就是唐代开元年间，从阮咸墓中出土铜制琵琶一件，为了纪念他，人们将这个乐器——直颈琵琶取名阮咸，简称阮。

　　王戎（233-305）：字浚冲，琅琊临沂人。出身琅琊王氏，魏幽州刺史王雄之孙，凉州刺史王浑之子。“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功名心最盛，门第最高。他自幼聪颖，风姿秀彻而身材短小。据说双目有神，能直视太阳而不目眩，被裴楷赞为：“戎眼灿灿，如岩下电。”阮籍到他家串门，常感觉和他父亲没话可说，倒是和他这个小自己20多岁的小辈有说不完的话。可惜，这样一个聪明人，后来变成了一个钱虫子，彻底成了个俗物。不过，王戎深得老庄处世三昧，经钟会推荐，做了司马昭的官，一做就是50年，做到司徒。历仕晋武帝、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悠然处之，不失其位。时人颇有微议。

　　十

　　至此，就必须说说“竹林七贤”的最后终结了！
　　“七贤”在山阳共同生活的时间很短，可能就只是几次长时间聚会而已。在一起沐浴阳光雨露，呼吸着竹林清气，饮酒赋诗，游山玩水，高谈阔论，增广学识，陶冶性情，打磨人生，度过了一段平生难再的美好岁月。
　　但人间没有不散的筵席，有聚有散，此皆常理。聚是短暂的，是主观努力的结果；散是必然的，是社会和政治所决定的。自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氏集团发动“高平陵”政变，给曹氏集团以致命一击之后；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又镇压曹氏集团的“毋丘俭、文歇反叛”；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再镇压“诸葛诞反叛”……已在政治上占尽优势。在思想文化方面，司马氏集团也步步紧逼，强力扶持“名理派”，极力打击和分化“玄论派”，“竹林七贤”就是他们盯得最紧的目标之一。面对打上门来的“政治”，一个“聚”字如何抵挡得住?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各奔西东，这是看得见的外部原因，而其最终的分散更有其内在的思想认识上的原因：
　　七人都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但在思想上还是有区别的。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这便决定了其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
　　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山涛、王戎则投靠司马朝廷，最终攀至权利顶峰。
　　阮籍阮咸叔侄也难免俗，出竹林，入官场。不过，这两位人在官场心在野，阮籍“为官不效力，或旋即告退，或‘朝隐’保身”；阮咸更甚，虽挂着散骑侍郎职务，不为司马炎所重。他醉心音乐，行为放纵，不拘礼法，有点放浪形骸的作派。刘伶虽没有与强权正面冲突的胆气，但却特能喝酒，在“竹林七贤”中酒量最大，整日“以醉求醉，似醒非醒”，“土木形骸，邀游一世”!
　　至此，七贤散去大半，惟余嵇康坚守竹林。
　　想这嵇康生得“龙章风姿”，身为驸马，却拒不享受贵族特权而远避乡野；司马氏专权霸政，他非但拒不合流，还要同情和赞助毋丘俭造反；多年好友山涛举荐他做官，他断然修书绝交；朋友们一个个沙漏星散，他却依然不改初衷，只身孤胆，顶天立地，死不退却；这种蔑视专制强权，张扬自由个性，昭示生命真谛的情感、精神和理想，才是嵇康之死的最深层原因。

　　十一

　　清人姚莹编《乾坤正气集》，将《嵇康集》排在屈原、孔融之后。但若按一种刚烈浪漫之死而论，排头名者非嵇康莫属。
　　嵇康那卓越的才华和逍遥的处世风格，最终为他招来了祸端。司马昭也曾极力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还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表明立场。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作证，并写了著名的《与吕长悌绝交书》，此时吕逊已投靠钟会，钟会一向忌恨嵇康才华，且受过嵇康的当面羞辱，早就谋划报复。于是，借吕安一案对司马昭进言：说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司马昭决计就此杀掉难为己用的嵇康。
　　公元262年，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以死刑。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洛阳建春门外马市刑场上搭起了刑台：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拜他为师，这正是向社会昭示嵇康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司马昭当然不会接纳这个要求。遭此冤狱，无故株连，被推上刑台，实令人气塞！而面对森森屠刀，嵇康却索琴而弹，神色自若，“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平静地弹奏那曲《广陵散》，铮铮的琴声，神秘的曲调，铺天盖地，飘进了每个人心里。弹毕，他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从容地引颈就戳，时年仅39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广陵散》全曲五大部45段，是我国篇幅最长的古琴曲之一。要在临刑之前神凝气静，一丝不乱地弹完如此长曲，得有怎样超凡脱俗的人生心境和精神底蕴啊!这真是一种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的浪漫生命。
　　有意味的是，嵇康临刑前，叫儿女投靠山涛，并留言“巨源在，汝不孤矣”。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逮了个机会给嵇康的儿子嵇绍找了个官职——荐为秘书丞，让他养家糊口，并说，我二十年始终不能忘了和你父亲的友谊！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十二

　　嵇康被杀害，连“不求仕进”、随嵇康“锻铁灌园”的向秀，也迫于时势，被迫出仕，这意味着潇洒出尘的竹林之游最终结束……。
　　《晋书·向秀传》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猖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司马昭在杀了嵇康以后，还要如此奚落向秀、威逼他否定之前自己及好朋所为，征身之外，还要征心；惩形之外，更要惩神！可见，在强权之下，生命就像浮尘一样轻忽，以洁傲的不合作态度来对抗强大的政治威势根本不堪一击。
　　向秀先后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他只是“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做官并非本意，因此他内心更加痛苦。陈寅恪说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完全改节自图，弃老庄之自然，遵周孔之名教”，但细读《思旧赋》，那种刻骨的痛却在昭示着他的不甘与愤懑。所谓的“改节自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一次，他自洛阳归山阳嵇康旧居时，听到邻人吹笛，凄恻婉转，不禁悲从中来，深深悼念嵇康，忍不住写下了这篇情恳意恻的《思旧赋》。文章开头部分用低沉的语调叙述的写此小赋的原委：
　　余与嵇康、吕安居至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在嵇、吕以“败俗”、“不孝”等罪名被刑之后，向秀依旧坦然地承认与他们的关系，并要为文怀念他们，可见作者内心的真挚和坦诚，以及内心暗藏的对司马氏政治黑暗与恐怖的不满，对朝廷消极抵抗态度。文章缘境起情，触景生情，“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吹笛，“发音寥亮”。将物我、他我、今往等时间、空间（包括内心空间和外部物理空间）打破，融物、融他、融往于“我”，寥寥数语就营造了一个萧瑟凄凉的抒情空间。这与作者的长期的玄理思考和精审的文字表达是分不开的。
　　接下来，作者又用简短的文字抒发了对于二人的怀念：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予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作者一方面悲叹“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古昔以怀今”；一方面“悼嵇生之永辞兮，寄余命于寸阴。”这是生者对亡者的追思，也是生者与亡者心灵对接，这份深切的怀念将常常使作者被偶然的情境钩起伤怀：“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好一个“妙声绝而复寻。”——是说笛音？分明是在说人，是在诉说着作者与故人内心沟通和契恰，作者的思念将与生俱往、不绝如缕，此伤境实乃伤情！其情其境其人，恍然而逝，又倏尔回还……徘徊萦绕，荡气回肠！正是作者的外遇和内感生发、真情和才华交聚，使得此赋虽短，却成了悼念亡友的代表作。
　　
　　十三

　　在中国历史上，曹魏时代是一个让人思想感伤又思想感奋的时代。一段“竹林七贤”聚散曲虽然短暂，但它上承“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风骨，奏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正始最强音，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不可替代的创造性成果。在这个市场化、商业化、快餐化，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浪潮里，在这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尘嚣甚上的时尚风习中，“竹林”人物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财富尤显得弥足珍贵。“竹林七贤”活动的地方——修武百家岩，也成为人们凭吊那个时代、那些精神的最后去处！
　　百家岩是河南修武县境内太行山的一个支脉，和云台山紧紧相连，百家岩就是云台山的进山门，岩高170米，隙缝间古松苍翠，古人称“柏岩”。“岩下平坦可容百家”。那一面壁立万仞的褚红色峭岩，曾是中国第一届攀岩比赛的场地。汉朝末代皇帝刘协被贬为山阳公后，经常与曹节皇后来此赏景游玩，留下了“避暑台”、“二乐台”遗址。魏晋隐士王烈和孙登在此同游隐居，留有“孙登啸台”，和“王烈泉”两处遗址。
　　百家岩北有天门山，山下有天门谷，谷北有天门关，据说，宋朝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就在此地。天门瀑布号称“北国龙湫”，落差180米，水量充沛，自天而降，恍若“银河”直落“九天”。很有观赏价值，但它的真正引人处却是为大多人不知的人文价值。这里曾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游于竹林的真正所在地。
　　 “竹林七贤”的活动遗址，至今尚存“嵇康淬剑池”和“刘伶醒酒台”，“刘伶醒酒台”——传言常酒醉后睡卧于此台之上。“嵇康淬剑池”——巨石长约6米，宽3米，高10余米，其与山岩深涧极为相配，是攀登，观赏的佳处。登上石台，向南极目眺望，中原平原大地尽收眼底，而黄河就在极目之处。几十里之外还有向秀、山涛的墓……。
　　笔者曾数次登上此石，抚臂南望，山河映带，左右环顾，群峰萦绕，四周青雾逼人，水气凛然，仰视岩石，渺似仙人，俯听流水，宛若瑶琴，不由得彻底膺服于“竹林”前贤的眼界和雅识！大有“微斯人，吾谁与归！”的发古之忧憾了。然而，想起他们决绝的词气、忧郁的脸色、荒诞的举止，想起《广陵散》、《思旧赋》……，不由得耷然噤声，双手合十，低声默念：

　　 先贤已逝，浩风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