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脂评本原著）第53回有一处提到了“衍圣公孔继宗”：

 

且说宝琴是初次，一面细细留神打谅这宗祠，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悬一块匾，写着是“贾氏宗祠”四个字，旁书“衍圣公孔继宗书”。两旁有一副长联，写道是：“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亦衍圣公所书。（第53回）

 

以上“衍圣公孔继宗”在程高本系统中被篡改为“特晋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献”。按，清代历史上的衍圣公并无“孔继宗”其人，继字辈中仅有孔继濩在死后被追封为衍圣公。孔继濩卒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被追封衍圣公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生前并未做过衍圣公，也未执掌过孔府。因此，有人抓住这一点诬蔑脂评本“伪劣”，大肆吹捧程高本系统。但实际上，程高本的“特晋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献”，在清代历史上亦属查无此人，甚至连影子都找不到。如果用同样的标准，程高本的“伪劣”岂不百倍于脂评本原著？

 

实际上，笔者认为《红楼梦》中的“衍圣公孔继宗”，就是孔继汾、孔继涑的文学变形。二人虽未做过衍圣公，却代行过衍圣公之权达十一年之久，而且正是发生于《红楼梦》成书的这段时期。曹雪芹只要稍加变易，就可以将这两个孔府实际掌权人在书中直接幻化为“衍圣公孔继宗”。程甲本、程乙本后来将“衍圣公孔继宗”篡改为“特晋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献”，也是事出有因。因为孔继汾、孔继涑在乾隆五十年以后相继遭到朝廷责罚，一个被流放新疆，一个被革除族籍。程伟元、高鹗在刻书的时候害怕受到牵连，当然要将其涂改成另外一人。

 

按，孔继汾、孔继涑分别为第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第四子和第五子，亦为死后被追封为第六十九代衍圣公孔继濩之弟。雍正九年(1731年)孔传铎以足疾辞去衍圣公爵位（并于次年卒），孔继濩之子孔广棨袭爵成为第七十代衍圣公，并于乾隆八年（1743年）卒。乾隆九年（1744年）孔广棨之子孔昭焕袭爵成为第七十一代衍圣公。因孔昭焕当时年仅三岁，由近支叔祖孔继汾、孔继涑二人执掌孔府，并代行衍圣公职权。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皇帝临幸孔府，孔继汾、孔继涑二人伴架，并代衍圣公为皇帝讲授儒学，颇称圣意，一时甚为得宠。乾隆十九年（1754年），“时方用兵准噶尔”，孔继汾“请自神木至巴里坤设站一百二十五，并裁度易马，运粮诸事”，因“库需无缺”而立功受奖。但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孔继汾、孔继涑与山东地方督抚产生矛盾，以衍圣公孔昭焕的名义与山东督抚交相参奏。这一次，乾隆却站在地方政府一边，指责“孔昭焕年幼寡识，不谙大体，任听伊叔祖孔继涑、告假主事孔继汾指使把持，与地方官互为抵牾”，下令对孔昭焕“着加恩免其交议。孔继涑、孔继汾著严察议奏。”最终将孔继汾革职，并将孔继涑革除功名。罢官后的孔继汾曾于乾隆三十年刊刻《孔氏家仪》一书。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被族人告发诽谤《大清会典》。乾隆皇帝大怒，再次指责：“孔继汾曾任司员，在军机处行走，其人小有才干，若能安分供职，自必早加擢用，以其居乡多事革职，本非安分之人，故弃而弗用耳。彼应安分改过，乃敢著《家仪》一书，则因其平日抑郁不得志，借以沽名纾忿，其心更不可问。若使仕宦通显，必不以著述为能。此等进退无据之徒，最可鄙恨。”最终判处孔继汾“从重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以为在籍人员无知妄作者戒”。孔继涑与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孔昭焕之子，乾隆四十八年袭爵）之妻于氏发生矛盾，被告发诅咒朝廷，因此被革除族籍，死后不得入葬孔林。

 

孔继汾后著有《孔氏家仪》一书，是祭祀礼仪专家，孔继涑后著有《玉虹楼法帖》，是书法专家。《红楼梦》创作时间为乾隆九年（1744年）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正好处于孔继汾、孔继涑联合代行衍圣公之权的时期。因此，书中安排二人合体的“衍圣公孔继宗”来题写“贾氏宗祠”四字，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安排。等到孔继汾、孔继涑二人开始倒霉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已经问世。等到孔继汾、孔继涑二人相继以诽谤、诅咒朝廷的罪名被惩治，已经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后，故诸脂本并未受到影响。但程甲本刊刻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已在孔继汾被遣戍、孔继涑被革除族籍两案之后。为避免受其牵连，程甲本、程乙本当然只能将“衍圣公孔继宗”篡改为“特晋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献”。实际上，这一篡改本身，恰是脂前程后、脂父程子的又一体现！“伪劣”并晚出的正是程高本，脂评本的原文才是“真”和“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