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再说“时宪书”与“时宪历”
(2015-10-14 18: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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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人物形象薛宝钗林黛玉钗黛形象的b面 |
分类： 碎语拾零 |
已经说无数次了，《红楼梦》所有版本（只要存在第62回的）中均有“时宪书”三字，这足以确定《红楼梦》成书时间绝不早于乾隆元年。民族主义索隐派为了逃避这个不移定论，不惜将作者的原文说成是抄手避讳的结果。我又举出了“弘”字的例子。这个“弘”字在《红楼梦》中同样仅出现了一次（原文：“宝钗道：‘实在这方悟彻。当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寻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役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诸僧各出一偈。……’”），但诸本抄手都各显神通，写成不同的样子：蒙府本不避“弘”字讳，庚辰本、戚序本、列藏本、己酉本“弘”字敬缺末笔，甲辰本、梦稿本用“宏”字来代替“弘”字。那么，对“历”字的避讳，也该呈现出类似的情况。乾隆之名写作“弘曆”，如果“時憲書”真是抄手所改，其对应的原文是“時憲曆”或者其它什么“曆”，那么，参考“弘”字的情形，《红楼梦》的诸版本，一定有人会不避“曆”字讳，有人用“厯”、“歴”来代替“曆”字，绝不可能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用“時憲書”来代替“時憲曆”。但事实上，《红楼梦》所有版本均统一写作“時憲書”，这就完全可说明这个“時憲書”乃是原文如此，跟抄手避讳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又查了一下《钦定四库全书》，想看看乾隆元年之后的清人，是如何处理前人笔下的“時憲曆”三字的。查询的结果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乾隆元年之后的清人都是将“時憲曆”写作“時憲厯”，有少数情况是将“時憲曆”写作“時憲歴”。比如，四库版的《梅氏历算全书》、《御制历象考成》、毛奇龄《西河集》均是将“曆”写作“厯”，将“時憲曆”写作“時憲厯”：
欽定四庫全書
厯算全書卷四
宣城梅文鼎撰
厯學疑問補上
論西厯源流本出中土即周髀之學問自漢太初以來厯法七十餘家屢改益精本朝時憲厯集其大成兼采西術而斟酌盡善昭示來兹為萬世不刋之典顧經生家或猶有中西同異之見何以徴信而使之勿疑曰厯以稽天有晝夜永短表景中星可攷有日月薄●五星留逆伏見凌犯可騐乃實測有慿之事既有合於天即當采用又何擇乎中西且吾嘗徴諸古籍矣周髀算經漢趙君卿所注也其時未有言西法者唐開元始有九執厯直至元明始有回回厯今攷西洋厯所言寒暖五帶之說與周髀七衡脗合豈非舊有其法歟且夫北極之下以半年為晝半年為夜赤道之下五穀一嵗再熟必非慿臆鑿空而能為此言夫有所受之矣然而習者既希所●又略讀周髀者亦祗與山海經穆天子傳十洲記諸書同類並觀聊備竒聞存而不論已耳今有歐邏巴實測之算與之相應然後知所述周公受學商髙其說亦非無本而惜其殘缺不詳然猶幸存梗槩足為今日之徴信豈非古聖人制作之精神有嘿為呵䕶者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厯象考成上編卷一厯理總論
厯元
治厯者必有起算之端是謂厯元其法有二一則逺溯古初冬至七曜齊元之日為元自漢太初以來諸厯所用之積年是也一則截算為元若元授時厯以至元辛巳天正冬至為元今時憲厯以崇禎元年戊辰天正冬至為元是也二者雖同為起算之端然積年實不如截算之簡易也夫所謂七曜齊元者乃溯上古冬至之時歲月日時皆㑹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聨珠是以為造厯之元使果有此雖萬世遵用可矣而廿一史所載諸家厯元無一同者是其所用積年之久近皆非有所承受但以巧算取之而已當其立法之初亦必有所驗於近測遂援之以立術於是溯而上之至於數千萬年之逺庶幾各曜之躔次可以齊同然既欲其上合厯元又欲其不違近測竒零分秒之數決不能齊勢不能不稍為遷就以求其巧合其始也據近測以求積年其既也且將因積年而改近測矣杜預云治厯者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為合以驗天積年之法是為合以驗天也安得為立法之盡善乎若夫截算之法不用積年虚率而一以實測為憑誠為順天求合之道治厯者所當取法也今定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天正冬至次日壬申子正初刻為厯元即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子正初刻七政皆從此起算其應用諸數皆係實測庶數有可徵而理有所據矣黄赤道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巻一百十八
翰林院檢討毛竒齡撰
賢孝節壽齊母者鄞張姓康熙八年其子寅與岱以母節狀白鄞令令白之學使者學使者按令甲請旌遂旌曰賢孝節壽齊母歳給薪米燭炭并時憲厯有差蓋壽以表節賢與孝則狀節時所并見云方母歸齊公時公以諸生授生徒里間母為公事舅如公㑹崇禎末嵗侵禾穀不升市無登魚蜃者母餐秭榆而舅不知其為侵也公亡而迎事外舅如事舅以故三十年無歸寧焉或曰此則母之以孝全其節者乃母之教子㸐薪向書而織于背其子每出必遣之互瞷其所游客客至隱幔理客語語或不法謝之里有補陀寺去舍百步四方朝海者自燕齊秦趙曳流銜臂日以萬至母未嘗一窺寺而其子亦遂不敢以偶過入伺演繹其嚴如此當公訣時謂母曰吾固知汝節所願慰泉舍者教子而己以故母念及輒督教之雖兵革遷徙仳離坎險中教不輟蕭山毛甡曰予方與岱游而岱兄寅已謝世然母强如故此可謂非壽乎寅聲名擅經術而間以不得志稍為達節予嘗為詩弔之若岱者則忼慨沈摯王景略之儔也有子如此母賢可知矣岱以母狀請甡傳謹節錄其概如傳
而四库版的《御定月令辑要》则将“曆”写作“歴”，将“時憲曆”写作“時憲歴”：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月令輯要卷首
繁露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土居中央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時周子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行焉朱子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隂穉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又曰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行一歳十二㑹聖王因其㑹而分之以為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孟春日月㑹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仲春日月㑹於䧏婁而斗建卯之辰季春日月㑹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孟夏日月㑹於實沈而斗建已之辰仲夏日月㑹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季夏日月㑹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孟秋日月㑹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仲秋日月㑹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季秋日月㑹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孟冬日月㑹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仲冬日月㑹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季冬日月㑹於元枵而斗建丑之辰疏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為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周禮疏曰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啟蟄節春分中三月清明節穀雨中四月立夏節小滿中五月芒種節夏至中六月小暑節大署中七月立秋節處暑中八月白露節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䧏中十月立冬節小月雪中十一月大雪節冬至中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草木萌動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鳥至雷乃●聲始電蟄蟲咸動季春之月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勝䧏于桑孟夏之月螻蟈鳴蚯蚓出王●生苦菜秀靡草死麥秋至仲夏之月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季夏之月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土潤溽暑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䧏寒蟬鳴鷹乃祭鳥仲秋之月盲風至鴻雁來●鳥歸羣鳥養羞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水始涸季秋之月鴻雁來賔爵入大水為蛤菊有黄華豺乃祭獸戮禽霜始䧏草木黄落蟄蟲咸俯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仲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季冬之月雁北嚮鵲始巢雉雊雞乳征鳥厲疾水澤腹堅圖據時憲歴本於汲冡周書與月令微異
《钦定四库全书》是乾隆钦定的官修书籍，将“時憲曆”写作“時憲厯”、“時憲歴”，应该是乾隆本人所认可的避讳写法，特别是“時憲厯”，这是主流写法。假设《红楼梦》的“時憲書”真的是抄手避讳的写法，原文是“時憲曆”或者其它什么“曆”，那么，绝大多数抄手都一定会避讳写成是“時憲厯”，其次是“時憲歴”，然后才会偶尔有人将其改为“時憲書”，或者有抄手索性不避讳直接写成是“時憲曆”。绝不可能所有人都统一避讳成“時憲書”！只有作者的原文即此“時憲書”三字，抄手才会如此统一地写作“時憲書”！而曹雪芹之所以写作“時憲書”，这也绝非他有意避讳使然。而是清廷颁行《時憲書》已久，人们已经习惯成自然，惯于将官定正朔历日叫做“時憲書”的结果！只要民族主义索隐派找不出一种不写作“时宪书”的《红楼梦》版本，他们试图将作者原文下降成抄手避讳的种种说法，就只能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凭空幻想。而《红楼梦》中的“时宪书”三字照样彻底秒杀一切顺、康谬论！
附录1：《红楼梦》中对于“弘”字的避讳（或不避讳）情况
蒙府本不避“弘”字讳：
庚辰本、戚序本、列藏本、己酉本“弘”字敬缺末笔：
甲辰本、梦稿本“弘”字改作“宏”：
附录2：《红楼梦》中所有版本均作“时宪书”三字：
己卯本：
庚辰本：
蒙府本：
戚序本：
列藏本：
甲辰本：
梦稿本：
再说“时宪书”足以秒杀一切索隐派谬论！
《时宪书》是清朝自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才开始颁行天下的官定正朔历日。由《时宪书》而衍生来的泛指历朝历代之正朔历日的“时宪书”一词，也产生于乾隆元年之后，比作为乾隆正朔历日的《时宪书》本身还要出现得晚！因此，《红楼梦》中出现“时宪书”一词，对于民族主义索隐派提出的一切顺、康谬论，都具有一击毙命的巨大杀伤力。自笔者撰写《“时宪书”三字足以秒杀一切索隐派谬论！》一文以后，民族主义索隐派在“时宪书”的问题上竭尽狡辩之能事，但这些狡辩之词均不堪一击，笔者很轻易地就能将其驳倒。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迄今为止，民族主义索隐派举不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在乾隆元年之前存在“时宪书”一词！民族主义索隐派比较常见的一种狡辩之术，就是拿乾隆元年之后的各类文献、电子书目中的错误写法，来冒充乾隆元年之前的记述。而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总是不难被人抓住破绽。譬如，有民族主义索隐派从百度上搜到一句“大清顺治三年岁次丙戌时宪书”，便慌不择言地宣称顺治三年有所谓的“时宪书”，却连原书的封面照片都不能提供一张。而核对有关文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王广超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库看到顺治三年藏本，却叫做《大清顺治三年岁次丙戌时宪历》，并非所谓的“大清顺治三年岁次丙戌时宪书”！这就完全可以证明民族主义索隐派所提供的东西，仅仅是现代人错误输入的电子书目而已！同理，民族主义索隐派从百度上搜到“大清顺治七年七政经纬躔度时宪书”之类的东西，核对以《清世祖实录》，结果人家原文写的是“颁顺治七年时宪历”，而非“颁顺治七年时宪书”，这也可以证明所谓的“大清顺治七年七政经纬躔度时宪书”之类的东西，亦不过是现代人错误输入的电子书目！再一点，还曾有民族主义索隐派拿《清会典事例》中的一句“康熙三十二年定，颁时宪书于内札萨克科尔沁等二十四部落”来说事，以为是找到了乾隆以前存在“时宪书”的所谓“证据”。但事实又如何？所谓的《清会典事例》不过是乾隆以后修成的书籍。清代一共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修过《清会典》。但康熙、雍正两朝只有《清会典》，并没有单独的《则例》或《事例》。从乾隆朝才开始新增《清会典则例》，并单独成书。嘉庆朝将《清会典则例》易名为《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因之。因此，《清会典事例》上的所谓“康熙三十二年时宪书”，不过是乾隆以后的人的笔误而已！查阅《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二年的资料，其中提到了康熙三十二年颁《时宪历》于“科尔沁等二十四处”一事。大意是说，钦天监准备按新的办法测量、计算，并编制《时宪历》。“礼部议覆、钦天监监正明图等疏言：康熙三十二年历内，科尔沁等二十四处，蒙古节气、太阳出入，俱照理藩院旧图推算”。同时，将“哈密等众蒙古亦请增入历内、通行颁发。”《清圣祖实录》的用词是“康熙三十二年历内”，并未说“康熙三十二年书内”，足见康熙时期只存在《时宪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时宪书”！民族主义索隐派的所谓“康熙三十二年时宪书”，又是拿乾隆以后的人的笔误来冒充乾隆元年之前的记述！
而关于这方面最新的事例，则是民族主义索隐派吴雪松（网名“九峰真人”、“护珠塔主”等），从乾隆四年版《清世祖实录》中淘来的一句“颁顺治六年时宪书”来说事，又一次认为是找到了乾隆以前存在“时宪书”的所谓“证据”。不过，这依然是白费功夫。因为这句“颁顺治六年时宪书”，仅存在于乾隆四年版《清世祖实录》之中，从体例上看，不可能存在于康熙原版的《清世祖实录》之中。所谓的“颁顺治六年时宪书”不过是出自乾隆四年的修订者之手，系原文“颁顺治六年时宪历”的笔误而已！
按，目前市面上流行的《清世祖实录》，乃是乾隆四年重新修订过的。书前有乾隆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序言，加以说明：
……康熙十一年。圣祖仁皇帝特开史馆纂辑实录凡一百四十六卷雍正十二年皇考世宗宪皇帝恭阅全书复令儒臣、重加校订。事未竣而。龙驭上宾。朕哀戚之余。饬令陆续进呈敬加披览于戏。睹世祖经纶之钜典。则知创业之甚难。念圣祖世宗继述之深衷则知守成之不易。方策可传者纪纲之成轨。夙夜罔。间者。兢业之一心。敢弗绎思而敬承之以迓上天无疆之休。则是书也。诚致治之权舆。万年之鸿宝矣。谨序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清世祖实录》原书修成于康熙六年，在康熙六年到康熙十一年又经过了“二次改定”。而且是直接在稿本上进行修改。康熙版的《清世祖实录》虽然绝大部分已经佚失，但目前国家博物馆还藏有“顺治四年十月”和“顺治五年八月”两册残稿。上面有康熙六年至康熙十一年“二次改定”的笔迹。因此，这两册残卷，又被国家博物馆的研究者，命名为《康熙“二次改定”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稿本》：
http://cms.chnmuseum.cn/tabid/212/Default.aspx?AntiqueLanguageID=7151#
其中，“顺治四年十月分实录”稿本正文的首页第3至4行的文字如下（括号内为“二次改定”时所加文字）：
“顺治四年冬十月戊辰朔，享太庙遣礼部尚书（觉罗）郎丘行礼（颁时宪历）。”
由上述文字可知，康熙第一版《清世祖实录》并无每年十月颁布下一年《时宪历》的记述。每年十月颁布下一年《时宪历》的记述，是从康熙“二次改定”版《清世祖实录》开始，才添加上去的。而且康熙“二次改定”版《清世祖实录》为此设定的文字体例乃是“颁时宪历”四字，并未将“顺治某年”的年号纪年加到这句话中。
而乾隆四年版《清世祖实录》在这个地方的表述是：
“冬十月戊辰朔。享太庙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行礼。颁顺治五年时宪历。”
将年号纪年从“冬十月”这一句前，移动到了“颁时宪历”这句话当中。由此可知，“颁顺治某年时宪历”，不过是乾隆四年之修订者改定的文字体例，并非康熙版《清世祖实录》的文字体例！民族主义索隐派吴雪松（网名“九峰真人”、“护珠塔主”等）所引用的那句“颁顺治六年时宪书”，句中也有“顺治某年”的年号纪年。完全可以证明，这句话百分之百地经过了乾隆四年的修订！因此，所谓的“时宪书”，亦不过是修订者的笔误罢了。正因为在乾隆四年的时候，修订者已经习惯于遵奉乾隆正朔《时宪书》，在处理“时宪历”的时候，本该避讳处理成“时宪厯”，却一不小心笔误成了“时宪书”，由此才凭空增添出了原本子虚乌有的所谓“顺治六年时宪书”！
实际上，即使在乾隆四年版的《清世祖实录》之中，也仅有这一处是笔误成了“时宪书”。其余地方都还是一律写作“时宪历”。譬如，那句话的前、后各两年“冬十月”的相关文字乃是：
○冬十月癸酉朔享太庙。遣内大臣何洛会行礼。
○颁顺治四年时宪历。
○顺天府举行乡饮酒礼。
○丙子。改湖广承天府、为安陆府。
○冬十月戊辰朔。享太庙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行礼。
○颁顺治五年时宪历
○顺天府举行乡饮酒礼
○己巳喀尔喀部落扎萨克图汗遣护卫巴颜等朝贡宴赉如例
冬。十月。丙戌朔。享太庙。遣固山贝子巩阿岱行礼。
○颁顺治七年时宪历。
○顺天府举行乡饮酒礼。
○丁亥。授投诚官吴绍礼、为二等阿达哈哈番。窦三畏、韩应琦、为三等阿达哈哈番。
冬。十月。辛巳朔。享太庙遣镇国公固山额真额克亲行礼。
○颁顺治八年时宪历。
○顺天府举行乡饮酒礼。
○日食。
在此前的顺治四年、顺治五年，清廷颁发的是“时宪历”，而不是“时宪书”。在此后的顺治七年、顺治八年，清廷颁发的还是“时宪历”，而非“时宪书”！
另外，顺治四年的两道圣旨中，还分别提到了《时宪历》：
一、新定地方、礼部速颁时宪历。使官民遵行正朔。一、浙闽等处文武各官、果于大兵未到之前、倡先慕义、薙发归顺者该抚按通行察奏。官吏军民人等、前因兵燹、流徙他乡、望恩来归者、地方官加意招抚。
一、新定地方、颁时宪历、使官民遵行正朔一、南海诸国。暹罗、安南、附近广地。明初皆遣使朝贡。各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朝廷一矢不加。与朝鲜一体优待、贡使往来、悉从正道、直达京师。以示怀柔。
再一点，顺治十年的一道褒奖汤若望为清廷修成《时宪历》的圣旨中，也只提《时宪历》，并无“时宪书”字样：
○赐太常寺卿管钦天监事汤若望、号通悬教师。加俸一倍。赐之敕谕。敕曰。朕惟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羲和而后、如汉洛下闳、张衡、唐李淳风、僧一行、诸人。于历法代有损益。独于日用朔望交会分杪之数、错误尚多。以致气候刻应不验。至于有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亦遂积差矣。尔汤若望、来自西洋。涉海十万里。明末、居京师。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其时大学士徐光启、特荐于朝。令修历局中。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奎等、推测之法、实不及尔。但以远人之故、多忌成功。历十余年、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咨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谓知。比之古洛下闳诸人、不既优乎。今特锡尔嘉名、为通悬教师。余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阕略。成一代之鸿书。非偶然也。尔其益懋厥修、以服厥官。传之史册、岂不美哉。
上述例子都可以证明，顺治年间，清廷颁发的一直是《时宪历》，而从未使用过“时宪书”一词！如果仅仅是在顺治六年改《时宪历》为《时宪书》，到顺治七年又改回《时宪历》，当有专门的文字说明才对。但事实上却没有！所以，民族主义索隐派吴雪松（网名“九峰真人”、“护珠塔主”等）引的那句“颁顺治六年时宪书”，亦不过是出自乾隆年间修订者之手而已，它实际上仍然是“颁顺治六年时宪历”的笔误！故此，笔者还是那句话，在乾隆元年之前，没有任何人把《时宪历》叫做“时宪书”。在乾隆元年之前，根本就不存在“时宪书”一词！《红楼梦》中出现的“时宪书”三字足以秒杀民族主义索隐派的一切顺、康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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