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宝钗的花名签，笔者曾经《论宝钗》第十一章中指出：

“任是无情也动人”这句话出自罗隐的《牡丹花诗》：“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据《唐国史补》载：“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不以耽玩为耻。……元和末，韩令始至长安，居第有之，遽命斫去，曰：‘吾岂效儿女子邪？’”以蔡义江、朱淡文为代表的一部分官方红学家曾经认为，韩弘之斫牡丹可以用来象征什么宝玉“厌弃”宝钗云云。但这种论断也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韩弘其人如果放到《红楼梦》中，他恰恰是贾宝玉所最为憎恨的那种“禄鬼国贼”！根据《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六·列传一百零六·韩弘传及卷一百七十二·列传一百二十二·牛僧孺传记载，韩弘本系唐德宗贞元年间至唐宪宗元和年间割据大梁地方的军阀、藩镇，以性冷峻、嗜血、喜杀戮而闻名于诸侯。每逢其杀人，往往“血流道中”，“弘对宾客仍言笑自若”。韩弘治藩二十余年，“专务聚财贮粟，峻法树威”。“弘颇酷法”，以至于弄得其统治区内“人人不自保”。元和末年，唐宪宗发动旨在削平叛镇的统一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韩弘佯顺朝廷，骗取西路统帅之职，又暗助叛镇，不断破坏统一事业。“弘虽居统帅，常不欲诸军立功，阴为逗挠之计。每闻献捷，辄数日不怡。其危国邀功如是。”及至叛镇伏诛，“弘大惧”，乃举镇归降朝廷，又遣其子“以家财厚赂权幸”。结果，不仅得以免罪，还骗取了皇帝的宠幸，获得了“中书令”的高位，“人臣之宠，冠绝一时”。这就是罗隐诗中所谓的“韩令功成”。史臣就韩弘、王兴智（另一个投降朝廷的军阀）二人，评曰：“韩、王二帅，乘险蹈利，犯上无君，豺狼噬人，鸺鹠幸夜，爵禄过当，其可已乎？谓之功臣，恐多惭色。”又云：“韩虐王剽，专恣一方。元和赫斯，挥剑披攘。择肉之伦，爪距摧藏。”足见其人正是如《红楼梦》中贾雨村、孙绍祖一类的国贼、奸雄，其辣手摧花的行径也恰好跟《红楼梦》“怀金悼玉”的精神是相对立的。曹雪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贾宝玉跟韩弘相提并论吧？更何况，作者又怎么可能“厌弃”宝钗呢？要知道，薛宝钗在他心目中恰是“艳冠群芳”的“群芳之冠”！很显然，世界上没有人会把自己厌恶的对象推崇到这种程度的！

近观宋、金时期的一些诗话，恰有两条是关于罗隐的这首《牡丹花诗》的：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三引《艺苑雌黄》对是诗“韩令”一句注曰：“余考之，唐元和中韩弘罢宣武节制，始至长安，私第有花，命斸去曰：‘吾岂效儿女辈耶？’当时为牡丹包羞之不暇，故隐有‘辜负秾华’之语。”

金·元好问《唐诗鼓吹笺注》云：一曰“别有因”，极写牡丹花之出众，不比凡卉。“不胜春”，正是“别有因”意。三、四，皆写“别有因”三字。五、六，引“芍药”、“芙蓉”以抬高牡丹，以见“秾华”之不可辜负也。

过去，以蔡义江、朱淡文为代表的拥林派论者为了贬损宝钗，习惯于将罗隐的这首《牡丹花诗》解读为“讽刺”牡丹之“无情”，嘲笑其为韩弘所弃。但古人对此诗的理解却是：“极写牡丹花之出众，不比凡卉”、“引芍药、芙蓉以抬高牡丹”，并且为牡丹所遭遇的无端羞辱而鸣不平，谴责韩弘的暴行（即所谓“当时为牡丹包羞之不暇，故隐有‘辜负秾华’之语”）。其基本立场与后世拥林派论者截然相反，却与笔者在《论宝钗》中的分析相一致。故，这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来说明拥林派论者是如何颠倒黑白，隐瞒事实真相，竭力抹杀《红楼梦》原著对宝钗的盛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