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环球日报》编辑张锋的文章《西方媒体炒作济宁杀狗事件声称破坏中国形象》，本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吐不快，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1. “假如发现鸡、鸭患了禽流感，可以采取的正确措施之一就是在疫区内捕杀飞禽。”

作者举禽流感的例子，并以此为扑杀狗辩护。但请注意两者的差别。禽：

（1）禽流感通过呼吸道传播；（2）养鸡属于集约型，鸡场鸡密度非常高；（3）扑杀有必要，确实是不得已
          犬：

（1）狂犬病毒通过伤口进入；（2）狗基本上是散养，农村狗密度非常低；（3）大面积扑杀根本就没有必要。
          即使发现患狂犬病的狗，至多也是将此狗安乐，对其他狗打狂犬病疫苗进行免疫即可，根本没有必要对其他狗进行扑杀。
          媒体要负责任，文章写成，是否应该先请有关专家看看，以免发表文章时误导公众？

  2. “养狗已经成为影响社区和谐的重大问题，从北京就很容易想象到整个中国是个什么情况！想让中国人像西方那样对狗呵护备至，那样完善狂犬病的预防工作是很难的，实在是因为中国的条件不具备。”

北京市的情况和各省差别较大，北京是特大型城市，人口多，面积相对较小，人口和狗的密度较高。而各省以农村为主，密度并不高，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况且，北京市注册的近50万只狗，基本上都进行了免疫。一个县的狗，也就是几万只吧。

完善狂犬病预防工作是的很难的吗？下面有一个明显的事例：

今年7月下旬，在河北临漳县称勾镇发生了疯狗咬人事件，涉及4个村庄的17人。当地政府一方面组织人将疯犬捕杀并深埋，一方面为群众注射狂犬疫苗，至今未发现死人和狂犬疫病爆发事件。

可见，在农村，狗的密度并不高，完善狂犬病预防并不是很难的。这只能说是牟定县等地的官员不尽职，不是条件不具备。

条件不具备，这恐怕是不负责的官员的托词。如果有人说，中国石油需要进口，汽油严重不足，官员根本没有条件坐小轿车，应把小车拍卖，用于脱贫或发展教育。官员就会找出各种理由来反驳了。

  3. “在现阶段来说，杀狗确实是预防狂犬病传染的不得已之举，那就得坚持下去。” 最明智的应对方式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什么叫“不得已而为之”？不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出了问题，就采取简单粗暴的打狗方法。做为媒体从业人员，似乎不应该这样为官员的工作不到位，严重失职而辩护吧。

  这不是要鼓励一意孤行，又是什么呢 ！

 4. “实际上，斤斤计较也没法收到很好的效果，因为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而文化差异经常是最难弥合的，也不是仅凭解释就能沟通的，要不然“文化冲突论”怎么会经久不衰呢？狗文化的传统在西方是根深蒂固、很难改变的。”

中西方文化不同，我们就可以坚持自己的做法，继续打狗吗？确实，中西文化有别，但文化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难道中国人就应该继续裹小脚、抽大烟？也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
        狗是伴侣动物，这在中西方恐怕没有大的判别。现在，爱护动物，尊重生命，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不断进步的标志，一个人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采用扑杀的办法，恐怕不利于这一社会历史发展潮流吧。

 5. “如果维护国家形象要靠牺牲原则和老百姓的利益来换取的话，那样的“国家形象”还不如不要。”

 此文将国家形象和人民利益对立起来，其实，二者是统一的，以人民负责，也可以有利于国家的形象。即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如注射疫苗，而不是简单化打狗。有关专家也针对狂犬咬人事件指出：“只需要对这个镇及其周边的狗进行接种疫苗，同时对发病的这3个村子及其地理上密切相连的村子里所有的狗关在家里密切观察2－4周，如果有发病的迹象处死。对当地的无主流浪狗集中捕杀即可。”

 其实，打狗的办法也不能保证老百姓的利益。一些地方治安还不够好，一些老人和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也需要感情慰籍，狗有其存在的价值，为什么要全部扑杀呢？这难道就符合老百姓的利益了么？

粗暴地扑杀狗这种方法，虽一时可用，但危害明显，不但不能消除狂犬病，而且还可能形成一个漠视生命、野蛮的形象，对儿童教育也是不利的。工作简单化，对政府的形象也是不好，就算对外可以不顾，但对内，做为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的干部，不可以不顾吧。

因此，打狗问题，不光是一个形象问题，是一个科学防制狂犬病的问题，一个社会文明问题，一个人民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问题，一个认真细致、全面负责的问题，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

        张锋的文章，见：http://news.qq.com/a/20060812/00048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