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手段落后导致刑讯逼供路径依赖

——刑讯逼供问题系列评论之四

【背景】刑讯逼供之所以长期禁而不绝，原因虽然复杂，但刑事侦查手段和理念的落后，导致部分侦查人员对刑讯逼供产生路径依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不让刑讯逼供，案子怎么破”的诘问常常令人瞠目结舌。

主持人：郭国松

嘉宾： 陈瑞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主持人：禁止刑讯逼供到底是不可为还是不愿为？这种疑问看来有点极端，既然刑讯逼供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难道我们不愿意从根本上禁止刑讯逼供吗？事实上，面对刑讯逼供，很多人的心态是极其复杂的，可谓“爱恨交加”，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看似儿戏的话：“不让刑讯逼供，案子怎么破？”这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由于刑事侦查手段和理念的落后，特别是基层警检部门，阻断了暴力取证的捷径，破案或将陷入无从下手的地步。

陈瑞华：佘祥林、赵作海、杜培武三起冤案分别发生于1994年到1998年之间，其中，佘祥林和赵作海两个案件都在农村，由县一级公安机关侦查，侦查手段落后是有目共睹的。这两起案件的共同之处就是死者是谁没有搞清楚，因为缺乏DNA技术，以至于出现了侦查和判决最终认定的被害人“复活”的荒唐局面。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的侦查手段确实太落后了，早已在西方刑事侦查中普遍运用的DNA技术，当时不要说我们的县一级侦查机关，就是到了省一级公安机关，也有很多地方不具备这种技术手段。

但是，杜培武案件就不能说侦查手段落后。云南省和昆明市公安厅再加上公安部的专家，使用了警犬气味辨别、泥土化学成分分析、射击火药残留物测试、测谎等，即使在今天也属于最先进的刑侦技术，最后却办了一个冤案。在杜培武案件中，两只警犬分别对相关物体的气味进行辨别时，一只有反应，另一只却没有反应，侦查人员取其有用的结果；对汽车离合器踏板、油门踏板、刹车踏板上的泥土的化学成分分析，证明杜培武上过两人被杀的那辆车，但《现场勘查笔录》并没有记录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上的泥土，证据来源不明；测谎时，法院的测谎人员殴打了杜培武，暴力下的测谎结果肯定有问题。侦查人员毫无证据和程序意识，手中有先进的技术提供支持，案件也会办得一塌糊涂。

主持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其实也是警察破案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它让刑警们屡试不爽，由此形成了财杀、仇杀、情杀的“三段论”式的命案侦破思维定势。杜培武案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998年4月20日晚上，杜培武的妻子、昆明市公安局警察王晓湘与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某偷情时，双双被枪杀于车内。在排除了劫财、仇杀的可能后，刑警们本能地想到了情杀，然后不惜以暴力迫使杜培武承认子虚乌有的犯罪事实，酿成惊天冤案。这个案件的教训说明，传统的“三段论”逻辑是建立在相对静态的社会基础上，人的社会关系较为单一。在一个流动的和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传统的“三段论”已经不再是犯罪诱因的全部，这对现代警察的智慧是一个重大挑战。

陈瑞华：侦查手段的落后不过是表象，根本问题是警察没有与时俱进，观念与时代发展脱节。一个命案发生了，侦查人员的脑子里就是几个简单的概念：情杀、财杀、仇杀。著名华人侦探李昌钰认为，命案的犯罪动机多达上百种，在今天这样的陌生人社会，犯罪是多种多样的，有时直到真凶被抓住，我们才明白犯罪的动机，跟情杀、仇杀、财杀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们现在打击犯罪的手段很严厉，而控制社会的手段却非常落后。到今天为止，随便有人伪造身份证，我们居然解决不了问题。一旦发生命案，党政领导立即批示要求限期破案，这是很不科学的，哪有党政部门给公安机关下达限期破案命令的现象，在美国这样刑侦技术非常先进的国家，也不敢说命案必破，破案率达到百分之百。很多时候，警察在巨大的外界压力下，政治任务替代了破案的正常规律，这种压力无疑会转移给嫌疑人，最终演变为暴力取证。因此，刑讯逼供的发生，跟警察的素质和侦查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主持人：分析杜培武一案可以发现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警方在发现两名死者的尸体仅仅5个小时，就抓了杜培武，此时甚至连尸检都没有做完，没有任何证据，完全凭“情杀”的主观推断，就对杜培武采取强制措施。该案给人的表面感觉是破案的技术手段很先进，但由于观念落后，技术被引向歧途，11名工程师级的刑侦技术人员为控方出庭作证，反而掩盖了骇人听闻的刑讯逼供。

陈瑞华：回头来看杜培武案件漏洞百出的情节时，我们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在对杜培武刑讯逼供时，那些警察真的相信杜培武就是杀人凶手吗？在当时的情况下，首先根据侦查经验判断为情杀，其次是实在找不到其他线索，测谎报告出来后，他们确信就是杜培武作案，从而大胆地使用刑讯逼供手段。但是，当辩护律师介入，发现证据疑点，被告人翻供后，这时候即使发现可能有错误，另起炉灶已经不可能，也只能将错就错，一条道走到黑。

赵作海案件也存在着类似问题，连检察院都不愿意起诉，显然是发现了案件的疑点，但这个时候谁也不想及时刹车，纠正错误，而是一直坚持走到底。这就不是侦查水平落后的问题了，是一种利益机制决定了侦查人员与嫌疑人处于事实上的敌对状态，矛盾不可调和。在这种情况下，仅有先进的刑侦技术的支持是不够的，理念的的更新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