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纵容导致了公安机关刑讯逼供”

6月2日，河南省高级法院召开会议，将赵作海无罪释放的5月9日确定为“错案警示日”。在谈到该案的教训时，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说：“我认为赵作海案件的主要责任还是在我们法院，是我们的纵容导致了公安机关刑讯逼供。”这是迄今为止，司法机关负责人在冤案追责过程中发出的力度最大的自责，对总结冤案的成因，可谓一语中的。

最近几年来，全国各地法院相继发生了多起触目惊心的冤案，其中包括冤杀无辜。公检法三个部门对冤案的发生虽然负有共同责任，但是，除非刑讯逼供致人死亡外，在侦查和起诉两个环节的错误仍可以纠正；而倘若审判环节出了问题，不管是冤判还是冤杀，其错误一旦铸成，损害便无可挽回，即使如赵作海般“幸运”，错判的后果也是致命的——赵作海家已不存，妻离子散；十几年来，真正的死者（无头尸）的父母为了寻找失踪的儿子，踏破铁鞋，历尽艰辛……

古今中外，无数论及司法与正义的至理名言广为传颂，所蕴含的道理既深奥又简单，简单到每一个普通的人用常识就能作出判断，对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们来说，更是大道理小常识，尽人皆知。不过，置身于当前的体制下，一个司法官能够说出“是我们的纵容导致了公安机关刑讯逼供”这样的“狠话”，还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张立勇是河南高院院长，二级大法官，如果这个话不是出自他的口中，法官们未必能够听得进去，进而认识到问题的实质。

仔细解读，张立勇说出这样的“狠话”，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其核心问题是司法权在整个刑事追诉过程中的尴尬地位。在传统的打击犯罪的国家行为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刑事侦查机关，当一起刑事案件发生后，警方立即调兵遣将，展开案件的侦破，对于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案件，往往还有领导批示，限期破案之类的要求；一段时间后，警方宣布案件成功侦破，犯罪嫌疑人（以前就直接称“犯罪分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大功告成，警方召开庆功大会，立功受奖，加官晋级，赚足了舆论的眼球。

于是，卷宗在检察院走一个过场，完成审查起诉的程序，然后移送法院。虽然刑事诉讼法对审判环节有非常详尽的程序性规定，但法院除了对此前警方已经高调向社会宣布的破案事实进行确认外，事实上已经别无选择。很难想象，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情况下，法院却说这个案件程序违法，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侦查机关不爱听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佘祥林、赵作海两起杀人案，尽管被害人身份尚未查清，根本不具备起诉的条件，但法院却只能被迫按照侦查机关的葫芦画瓢；当年著名的杜培武冤案，杜培武当庭出示了遭刑讯逼供时被打烂的血衣，法官却视而不见，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二审改判死缓）。因此，在以侦查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司法权在刑事诉讼中的窘境暴露无遗，使得最重要的审判环节变成了侦查的“副产品”，那些反复发回重审或者“留有余地”的判决，就是向侦查机关妥协的产物，有时明知程序违法、甚至面对显而易见的刑讯逼供事实，却违心地对非法证据照单全收，以致酿成冤案。这样的结果，正如张立勇院长所言，客观上纵容了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行为。

要摆脱目前刑事司法的被动局面，必须抛弃单纯追求实体正义的旧思维，建立程序正义至上的理念，让犯罪追诉行为从侦查中心主义转向以审判为中心的现代司法模式，一起刑事案件，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成立，并不是由控方说了算，而必须接受司法的实质性审查，不仅审查实体证据，而且包括侦查取证过程是否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

随着5月30日“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正式出台，刑事审判排除非法证据、拒食“毒树之果”有了更充分的制度支持。有了“尚方宝剑”，张立勇院长说，今后，凡是案件事实不清的不能定案，凡是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不能定案。对下级法院提交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上级法院一般要直接宣告无罪，不能多次发回重审。

“有罪判刑，无罪放人”本是司法的常识，现在却要对常识反复宣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回到常识，就是回到了公正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