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许晓刚的一面之交

许晓刚何许人也？此人乃江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近日被浙江省衢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9年。

其实，我跟许小刚既不是朋友，也没有其他关系，而仅仅是因为采访有过一面之交。听到他被捕和判刑的消息，实在觉得惋惜。

昨晚（ 4月9日），获悉他被判刑后，我打电话给南昌的一个与许晓刚很熟悉的朋友，他在电话中连连叹息，许小刚本是非常精明的人，但他的犯罪手段和经历却十分低级，受贿几百万，基本都给了几个残花败柳的情妇。他包养的几个情妇，除了一个稍有点档次的三流演员外，其他的都是三陪女、按摩女之类的货色。也许是钱来得太容易，即使对这些三陪女、按摩女，许似乎也很慷慨，一出手就是几十万。

早在1997年，南昌市公安局与另外两名股东合伙，在海口市经营赫赫有名、号称“东南亚第一大排档”的狮子楼大酒家，其间，股东之间发生纠纷，南昌市公安局和江西省检察院兴师动众，将其中一位股东从海口抓到南昌，此事在当地广为人知。

1998年3月下旬，我以南方周末记者的身份，先后赴海口和南昌采访，对此案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发表了《是谁搞垮了狮子楼》的调查性报道。

在南昌采访时，南昌市公安局不配合，拒不接受采访，我就通过朋友介绍，到公安厅找到了时任副厅长的许小刚。许个子不高，但几句话你就可以听出来，这是一个极其精明干练的人。对我要采访的问题，他直截了当，一点也不回避，称此事要由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曾新民（此后因其他问题被判处有期徒刑）负责。

我对警察一向没有好感，但这一次例外。倒不是因为他接受了我的采访，我就对他产生了好感——恰恰就是因为采访，事涉南昌市公安局，许晓刚身为副厅长，能够直接对准被揭露此事的媒体表态，说明他是有责任感的官员。

报道刊登两年多后，我又做了一篇后续报道，这一次激怒了南昌市公安局，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南方周末告上法庭，索赔90万元。我打电话告诉徐晓刚，他大声斥责：“南昌市公安局很愚蠢!”

那时候，为了著名的“刘秋海事件”，我正忙于西线作战，未曾想东线告急，而且是因为我自己的报道点燃的战火，自然非同寻常。由于我们提出管辖权异议，此案拖了将近一年时间，就在我们积极准备应诉时，突然接到南昌市中级法院的电话，让我到南昌商量调解事宜。

实际上，我已经从其他朋友那里得到消息，法院态度不积极，不愿同流合污，南昌市公安局急于撤诉，但苦于下不了台阶（有关此案，我将在即将出版的著作中披露详细情况）。2000年7月5日，我到了南昌后，住在江西宾馆，我担心公安局使用下三烂手段整我，便打电话给许晓刚。他听了我的顾虑后说：“我确保你人身安全，没有任何人敢动你！”这就是我跟他的交往——一次当面采访，两次电话，后来，再次听到他的消息，就是被捕。

唉！面对一个官员的如此下场和命运，不禁让人仰天长叹！

我之所以仰天长叹，是因为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对于一个官员的毁灭，我们没有办法作出合乎逻辑的评价和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官员腐败？是缘于制度的疏漏，还是人性的贪婪？根据官方的一贯理论，官员们之所以腐败，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正是这种与腐败的根本原因八竿子打不着的荒诞的说辞的遮蔽，使得官员们前腐后继，越反越腐败。

在无数的腐败事例面前，高层虽然也不回避腐败与制度的关系，但这不过是说说而已，我们本质上并不承认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是体制，每当出现惊天大案，纪检部门总会有高官出来，对腐败官员进行一番道德谴责，那些八股式的空话、套话已经讲了几十年，连鬼都不再相信那是真话。

在现行体制下，这是一个几近“死结”的问题——要从根子上铲除腐败，就必须承认制度问题，对制度进行改造；而制度性问题的核心是权力过度集中，一把手说了算，这就必须进行分权，只有分权才能制衡，这是宪政的一般原则；分权不是一党执政体制下的所谓党内监督，而是其他政治力量的实质性参与，既要权力与权力相互制衡，又要权利对权力进行制衡，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执政者对人民和财产上下其手。问题是，掌权的人怎么可能愿意别人与他分权，进而用分出去的权来制衡他呢？

这个“死结”，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看不出有解开的可能性。所以，腐败还将继续下去，不值得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