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上的麻花担子（修改稿）

文/郑晓红

　　麻花，俗名又叫麻糖，是一种挽成麻花辫子一样的油炸面食。小时侯，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村子里才会有个别富足点的农家做来吃。只要有人家炸了麻花，我们这些很久不沾荤腥的小孩子，敏感的就象饿了多天的狗突然闻到了骨头的香味，感觉连路边的蒿草枝子里也钻着油香。我们会循着空气里若有若无的那点味道，一直寻到那家门口，然后一直心存希望地赖在那里，指望那家人突然能大发慈悲地掰节麻花股子扔过来……
　　有天早晨，我吃完早饭照例收拾好镰刀和绳子，准备上山去割蒿草。这时，一个本家堂叔站在崖背上喊我，“蛋子，队长叫你哩！”
　　我连头都没抬，喊着回话，“叫我干啥哩？坏事好事？”
　　堂叔捡了个土坷拉扔过来，正打到我后背上，“这个碎驴球蛋子娃，坏事咋样，好事又咋样？”
　　我硬邦邦地顶回去，“坏事我就不去，好事就去哩！”
　　堂叔哈哈笑起来，“看你有那弄好事的命了没有，你赶紧去看，队长寻个会算帐的娃娃卖麻糖哩！”
　　一听这话，我的胃象抽筋一样猛地痉挛了几下，一下子就又嗅到了炸麻花的油香。我一蹦子跳起来，向队长家窜去。队长家院子里已经站了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子，都是自小到大的玩伴。大家脸上都没有了平时的赖气，眼睛都紧盯着漫不经心地抽烟锅的队长。队长也不抬眼，不紧不慢地抽完一锅烟，说，“都来齐了？”

平时从不跟队长正经说话的我们这些野小子都用了恭敬的语调回答，“都来了。”
　　队长在鞋帮上磕磕烟灰说，“一根子麻糖5分钱，7根子麻糖多少钱？”
　　我们差不多同时报出来，“三毛五。”
　　队长接着问，“人家给你了一块钱，你给人家找多少？”
　　“七毛五！”“六毛五！”
　　有三个说了七毛五，被排除在外了。剩下我和西村的换子。队长看看我们俩说，“一斤麦两毛二，一斤麦换几个麻糖？”
　　换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我赶紧报出来，“换四个半麻糖。”
　　就这样，我成了生产队里卖麻糖的小社员，每天清早挑着麻花担子跟着八斤爷顺着蜿蜒的山路去附近的乡里赶集。
　　这下，麻花的香味就近在咫尺了。尽管我每天要来回走四五十里的山路，可这跟金亮亮的麻花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我挑着的担子成了麻花香味的源头，这种气味似乎有渗透性，很快，我的皮肤、头发、指甲缝子、衣服，到处都散发着麻花的油香味儿。每当我挑着麻花担子穿越村子向山路上走去的时候，路边的大人孩子都会停下来，吸着鼻子，艳羡地注视着我走过。这种香味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而这身份本不是一个连鼻涕都擦不干净的孩子该有的。可是，我俨然已经成了村子里有身份的人，连我的长辈们都挂着慈祥的笑容跟我打着招呼，甚至最有威信的顶子爷，也多次摸着我的头发说些我将来会有出息的话。

最诱人的是，队长允许我跟八斤爷饿了就吃麻花！并且没有具体的数量限制。这是一个石破天惊地恩赐！当队长作出这样的交待时，我的耳朵被这不大的声音震的嗡嗡作响，我拽着八斤爷的胳膊摇晃着一再求证，“真地叫我们吃麻花吗？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吗？”我雀跃着向家中飞奔，把这个喜讯向每个人重复。我两个嘴硬着整天管我叫蛋子的弟弟突然嘴甜了，拽着我的衣襟“哥”“哥”地叫个不停。我的爹娘不厌其烦地嘱咐我要好好卖麻糖，要把这卖麻糖的事儿捉稳捉牢，不被别人抢去。父亲给我安顿这些事情的时候，始终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盯着我的眼睛，似乎家庭的希望从此寄托在我身上。

那段时光应该是我少年时代最扬眉吐气的日子。母亲再也不象从前那样追在我身后不停地指拨着让我干这干那，父亲也俨然把我看成了开始给家里挣工分的很顶用的劳力，几个弟弟更是掐着指头算时间盼着我出现在天色昏黑的半坡上，我那些玩伴则每天都艳羡地看着我担着担子在山路上晃……那时我的最大理想就是，永远是生产队里卖麻花的社员，从现在一直卖到老！
　　当天卖了麻花的毛票和钢蹦都是第二天清晨在领麻花之前交公的。因为我没有八斤爷吃的多，所以每次都是我交的钱多一些。这时，队长总是拍拍我的头说，“饿了就吃，不怕啥，一个碎伙子哩，长身体哩！”队长的话让我心里暖和但愧疚。其实，我从卖麻花的头一天起，就开始蓄谋把麻花偷回家了。我在裤腰里用蹩脚的大针脚用雨衣布缝制了一个口袋，每天都偷偷把两根麻花掰碎了塞进口袋里带回家。当我把碎麻花掏出来交给母亲的时候，母亲和父亲都没有做声，他们默认了我的做法，并悄悄警告我的弟弟们不能说出去。母亲特意拿了锥子在弟弟们面前晃荡着，威胁他们说若是谁讲出去的话她就用这锥子穿透谁的嘴唇用麻绳给缝住。

为了弥补队长对我的信任，我在集市上更是卖力地吆喝。每天晚上回到家，就着昏黄的煤油灯，我总是清点完那些破烂的毛票并且把它们整理好才睡觉。
　　可是有一天，我给队长交帐的时候，从兜里把钱往出一掏就觉得不对了。那些毛票乱了，也好象薄了一点。我有些心慌，竟忘记了该报出什么数字。队长没有说什么，让我领了麻花去了。一路上，我没有象往常一样一路学鹧鸪鸟的叫“姑姑等”，更没有缠着八斤爷吼秦腔，我在脑子里颠三倒四地回忆着前一天晚上的情节，心里的疑惑和猜测憋的我难受，连麻糖嚼在嘴里尝不出味道了。

当天晚上，我想证明自己的猜测，硬是压着一阵阵袭来的睡意，我都快忍不住要睡着的时候，母亲起来了。她点亮了油灯，悄悄把我的衣服抱过去，拉出我理的很齐整的毛票，她捏了一会儿，从里面抽出几张，犹豫了一下，又放回去一张，接着在口袋里掏了几个钢蹦，然后把我的衣服轻轻放回去，吹灭了灯。我的头嗡嗡作响，我偷麻花的时候，并没有感到这种羞耻感，我似乎觉得那样是正当的，是为了给父母兄弟表白我可以担当养家的责任。况且，一个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能吃到麻花，这是不公平的，而我要消除这种让人不舒服的不公平，所以我偷麻花。可是，偷钱算什么呢？偷来的麻花可以迅速消灭掉，颗粒不剩。而偷来的钱却是罪证，需要藏着掖着寻找销赃的门路……

过了一会儿，母亲突然又起来了，她再次把我的衣服抱过去……我终于愤怒了，我一只手紧紧抠着炕墙，另一只汗津津地攥着。我想，如果母亲又要往出抽钱，我就坐起来制止她。可是，我看见，母亲把原来拿走的毛票放回去了一张，呆坐了半天，又放回去一个钢蹦，接着又是半天呆坐。我的眼泪慢慢流了出来。母亲是孤儿，一直靠着到处要饭才长大，若不是碰到正复员回乡的父亲，她也许到现在还在流浪。母亲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她拿什么养活呢？生产队的工分全靠母亲一个人往回挣，父亲是九龙川里的赤脚医生，每天背个药箱出门，也只能在外头混个嘴而已。家里穷的几年都吃不上一根麻糖……

我几乎整个晚上都没有入睡，在那个晚上，我改变了我以前的人生理想，不再打算卖一辈子麻糖，而是打算要走出这个山旮旯了。我听在外面的捉事的一个叔父讲过，想捉个国家的事儿，就得好好念书，念成书的人才能吃上国库粮。我想，今年后季我无论如何都要念书了！麻花担子应当交给别人了。
　　我少年的心里，第一次开始憧憬未来，每次我跟八斤爷卸下担子在山路上歇下的时候，八斤爷总是对着空沟吼谣曲儿：

九龙川，两头弯，

中间住了个马登栓。

娶个婆娘跑得欢，

塌山顶上摇鞭杆。

奶头顶顶能塌蒜，

干娃生了一滩湾。

八斤爷心里是落寞的，他没有老婆，没有干娃，他只有一肚子的谣曲儿，麻花的香味儿对他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不知道我将来会拥有什么，应该比八斤爷多的多吧！

我跟八斤爷坐在一起，望着山外面的天，想山外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