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晓红

　

　　题记：与众文友行游九龙川，一川桃花，一坡春树，一垄苗青，一路心事。

　

　

　　进九龙川的前几天，在小区里遇到几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她们个个都生得跟花骨朵般娇艳可爱，小脸蛋白里透粉的，象是淡了的胭脂匀匀地涂在腮上。一个端着相机的路人被她们生动的美丽吸引，忍不住拿着相机给她们拍照。小姑娘们却也是不怕生的，对着相机个个都大方从容，甚至很会拿姿坐态呢。

　　一个小姑娘跑去摘了几大捧揉碎的樱花，一捧抛在衣襟和腿上，一捧洒在自己面前的地上，一捧交给伙伴让从高处倾泻在她的头上……她坐在缤纷的樱花花瓣里，歪着脑袋，作出可爱的笑容来。另一个小姑娘跑回家去，把插在花瓶里的一束正开的桃花枝拿出来，把马尾辫散成披肩的长发，用桃花枝半掩着甜甜的笑容。等路人拍完照片，地上已经是花瓣狼藉，一地落红了。小姑娘们在显示屏里看了自己的样子，满意地咯咯笑着跑远。小区里的环卫工过来，把一地残红扫拢在一起倒进垃圾箱里。我走出好远，再回头，还能看见垃圾箱口上斜伸出一枝花瓣伶仃的桃枝。

　　九龙川里的孩子生得一点都不鲜嫩，她们的脸都是热堂堂的红，象是被锅上的热气喷过，再也不能消褪的样子。她们的手都是涩涩的灰暗，皲裂的细纹跟尘土混合在一起，握在手里沙沙的，似乎能摩擦出什么声响。面对着文友们的镜头，孩子们害羞地扭身跑开，但并不跑远，站在一边低头咯咯笑，不时的睁大眼睛飞快地看一下你。一个文友逗孩子，“把你们家的桃花给我折上几枝我拿回去插花瓶。”小孩子断然答道，“不能，一个桃花结一个桃子，一枝子桃花结十几个桃呢！”另一个大点的孩子补充，“一斤黄柑桃要卖两块钱哩！”我逗孩子，“卖下钱干啥？”小的孩子搓着手说，“买糖糖吃哩！”大的孩子说，“卖钱念书呀！”

　　听着他们的话，我有些愣怔，时光蓦然倒流。小时候，我跟几个伙伴在一棵大核桃树下玩，我们蹦着跳着够头顶的核桃树枝打提溜玩，突然就听得咔嚓一声，一根大大的核桃枝断了，上面还结着许多累累赘赘的未成熟的青皮核桃。门里五娘提着根木棒奔出来了，我们四散奔逃，身后是五娘锐利的叫骂声，“我把你们这些四条腿的碎坏种，我一根子树股一年卖十几个元哩，我如果不把你们些碎腿子给卸了我颠倒着走路哩！”五娘叫骂着挨个寻到各家去，从各家提了南瓜，葵花头，辣椒……作为补偿。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去果树下面玩耍，甚至从那繁花缤纷的果树下走过，瞧着那一朵朵要换钱的金贵的花儿，不由得也心有余悸。

　

　

　　小区不远处有个绿化的很好的大院子，从大门里进去，一圈四方四正的大马路，马路两边除了有四季常青造型很规整的刺柏，象一根根剑一样直指云天，一段一段的还有成片的香椿树，木槿花，草丛……这里是小鸟儿的天堂，每天清早和晚上都能听见它们在这里嘈切私语，叫声密密匝匝的，树下落一层层的鸟粪。这里也是城里老人的天堂，他们清早来这里舞剑锻炼，晚饭后来这里慢跑快走，一圈儿又一圈儿。

　　父亲前些天来我这里小住，晚饭后我带他去那里散步。他有些惊奇地看着成群的老人在这里一圈圈的走，问我，“他们在这里干啥？”我说，“锻炼身体呗！”父亲转身就走，愤愤地说，“我看他们就是闲的心发慌，吃饱了没事干！你让他们到农村里种几天地试试，看他再到这里走不走！”

　　九龙川里的春天花旺人不旺，青壮年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在川里的都是些老人、孩子和一些妇女。我们在半路上碰到一户盖新房的人家，大工小工全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都佝偻着腰，有的卖力的搬着砖头，有的蹲在砌起来的墙顶上墁泥。我在快成型的新房下站了一会儿，墙顶上老人笑说，“女子，没见过房是咋盖起来的是不？”我笑着点头并提醒他，“您在上面蹲好！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他嘿嘿笑着站起来，一弓腰，稳稳地接住从下面扔上来的两块砖头，“女子，我还没到昏的时候哩，我今年六十六了，还是壮劳力着哩！”

　　我默然心惊，他跟我父亲一般年纪，要是在城里，也该是在那大院子里转圈圈的年龄了。

　

　

　　其实，我丈夫的家就在九龙川里，而且在一道长川的最深处，一个极其偏僻的小山村里。丈夫念书念得好，走出了山窝窝，成了城里男人。他还有个兄弟，没念下书，留在乡下当农民。

　　每年夏天，丈夫带着我跟儿子回老家去小住两天。我们坐在桃园里吃新鲜的毛桃，走到河边的香瓜地里挑新鲜的甜瓜吃，从陡陡的山坡上趴上去眺望山村的美景……而他的兄弟，要用架子车把山上坡地里麦子收割好并拉回来，麦子摞得很高很高，高的把他兄弟都埋在里面了，远远地看见架子车慢慢地移动，象金色的甲虫。

　　日复一年，丈夫过着朝九晚五的日子，上班，回家，吃饭，睡觉，领工资。闲暇了带着妻儿出去逛一逛，逛的全都是跟他家那山窝窝一样好看的地方。他的兄弟每年春天都出去打工，给人刷过房子，刷完了就设法跟城里男人要工钱，有时能要下有时要不下，有时人家找点毛病少给点。他还在街头给人擦过皮鞋，有个城里男人嫌他擦鞋手太重了，捏疼了他的脚背，他终于把擦鞋摊子撂给了自己媳妇，他媳妇至今还干着。

　　丈夫不穿的衣服都给了他的兄弟，他兄弟还美孜孜的当好衣服穿。他兄弟最得意的装束就是穿一身油田上发的红色工装，一上身，精神就抖擞就抖擞，似乎也找到石油工人的感觉了一样。

　　丈夫只有一个孩子。他兄弟有三个孩子，两个丫头，一个儿子。

　　丈夫对他兄弟说，“我将来老了，还想回来住呢！这里空气多好，又清净，又环保！吃得还都是真正的绿色食品！”他兄弟说，“我要是能在外头捉个事儿，我打死都不回来了，路又不方便，人又少！”

 

　

　　我跟小莲是亲亲的妯娌俩。我比小莲小五岁，但她还是恭恭敬敬的把我叫嫂子。

　　那年我刚生了孩子，小莲从乡下来伺候了我十天。她一直感叹，“我坐月子的时候根本没人管，月子里就两样子饭，一天两顿，干烙馍和小米米汤，一点油星子都不得见。你坐月子几个人伺候着哩，一天四五顿饭，鸡汤天天喝着哩！”她临走的时候，我给她买了一身牛仔装，还给她一百块钱。她当时拉着我的手掉了眼泪。

　　小莲每次来我家，只要见到我在写东西，她在家里马上就蹑手蹑脚的。她什么事儿都不让我干，说是脑力劳动更费人，比她出蛮力费人多了，所以，我怎么吃都吃不胖，都是脑力劳动给消耗了。小莲在我家一天能洗四五次脸，她每次就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讲，“你们城里的水放了漂白粉子的，脸越洗越白，我多洗上几回，看能洗白一点不！”我给小莲买擦脸油，小莲说想要粉质的，能把脸润白些。我买了粉质的油给她，她给脸上抹好多，象是墁了一层白灰一样。

　　我有时在家里画画，买了一大把不同型号的素描铅笔。后来，我发现我的素描铅笔越来越少了，过年回了老家，我看见我的铅笔插在小莲住的箍窑的牙缸里，小莲的儿子龙龙告诉我说，他妈妈用这些铅笔画眉毛。

　　我前天给小莲打电话，她跟她丈夫去陕西一个砖瓦厂干活去了。

　　小莲嘴快，接上电话就问，“嫂子，你身体好着哩不？”

　　我说，“好着呢。”

　　我又问，“小莲，累不累，太累了就回来去，让龙龙他爸一个在那里干！”

　　小莲笑着，“不累不累，能挣下钱就行。”

　

 

　 　虽然丈夫的家就在九龙川的最深处，但在川里走这么深这么远，却还是头一遭。

　　当一个人以一个局外者的身份来到一个地方时，处处都是风景。从前也见过许多枣树，却发现这里的枣树更有蛮荒气质，黝黑粗壮的树身，枝条根根尖锐犹如爪刺。从前也见过满山桃花，却发现这里的桃花格外娇艳些，田间屋后的点缀着，处处都见情意。从前也见过耕地的黄牛，却发现这里的耕牛更恬淡从容些，似乎透了智者的睿智，深深的大眼里含了悲悯……你的眼目所及之处，尽可入画。

　　可是，九龙川，只是文人眼里的画而已。假如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亦觉是画，那才是真正的桃源。整个村庄是寂寞的，她敞开着胸膛，在烂漫的春天里无所畏惧的让乳香汩汩而出，浇灌麦苗，滋润花朵。可是，她怀抱里的孩子们更向往乳香之外的味道，滚滚的车轮，还有带着汗渍的钞票。村庄里的老人佝偻着腰，无论怎样滋润都不能发出洪钟样的笑声。寂寞的村庄就象个老去的奶娘，伴着老人，牵着孩子，去过一年又一年喑哑无声的日子。

　　九龙川这样忘情的寂寞和美丽，就跟那本《九龙》刊一样。

　　很多人都不知道《九龙》这样一本纯文学刊物，也不知道站在这本刊物后面的两个人，李安平和高自珍。就好象在春意灿烂的川里容易被人忽略掉的那些枣树一样，它们萌芽和花期都很迟，在漫山桃花油菜花粉的黄的斗艳的时候，枣树就那样苍黑着身躯，沉默的跟河滩上的石头一样。

　　我的同学告诉我，《九龙》创刊很长一段时间，连正式的办公地点都没有，而安平，也一度住在见雨就漏的宿舍里。同学一再对我强调说，安平为了文学，确实吃了不少苦头。到今年初，《九龙》办公的地点才有了着落，他们也成了象模象样的办刊人。听了这些，我什么也说不出，我突然感到自己在“文学”面前的浅薄和轻佻。安平和自珍他们，在这条路上走的是踏实而慎重的，不带半点的轻薄和玩笑。而我，似乎是一路逗乐而来……

　　九龙川很远，《九龙》刊很厚。看到了一川桃花，记住了两棵枣树。跟九龙川告别，其实就是跟安平兄和自珍兄告别，他们在坚守，我们只是动了心的过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