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09年5月20日《郑州晚报》独家责任版

>>>郑州晚报记者牛亚皓  发自河南信阳

日本人立松国彦半年前来到河南信阳大别山下，跨越国界来种田。

既是农场主，也是农民，他在本国拥有2200亩的农场，又在中国租种了200亩耕地。

既是农民，又是机械手，一身泥巴在稻田里折腾，为了赶工早起贪黑。

他善于精打细算，口袋里藏有米尺和计算器，边走边量边算。

他的理想是在中国成立一个人才培训基地.......

插秧急

河南信阳市新县浒湾乡游围孜村是个美丽的小山村，5月的夏天，好清凉。

大别山山脚下，村头的一条被当地人称为“小黄河”的河流清澈见底，流淌的河水打击着两岸的碎石，几位农妇蹲在河边捶衣裳。松树密密地长满了山包，湿润的土地散发着青草浓烈的气味。

立松国彦半年前来到这里，承包了200亩耕地，成为第一位来河南种地的日本人。

2009年5月19日上午，立松国彦正坐在拖拉机上平地。他穿着长胶鞋，满身都是泥点，戴着一顶太阳帽，皱着眉头，努劲转动方向盘，车轮在淤泥里打滑，他咬着牙向后看。助手虞春霞在旁边的一块田里驾驶着插秧机，看样子她的动作稍显生疏，满脸汗珠。

这160多亩稻田的插秧，赶得很紧。立松国彦要求，必须在一日之内完成。飞回日本的机票已经推延了三天。在日本爱知县海部郡飞岛村还有2200亩稻田等着他耕种。

“他老婆在家里很着急，今天打电话还吵了一架。”虞春霞抹了抹脸说。

虞春霞的丈夫廖宗乐站在田埂上，双手攥着铁锹。上午10点零一刻，立松国彦冲着他打手势，指着一溜新田梗。“老板刚才说不要这个田埂。这是我昨天花了半个晚上才弄好的。他太精细。”廖宗乐嘴里咕哝着，将新田埂又毁掉了。

另外一块干地上，几位雇工扬着连杆农具打油菜秆。新来的两名工人放下衣服在田埂上，伸脚下入淤泥，搬秧苗。

中午12点，附近的厂房里，一名工人已经将午饭做好，蒸大米，青椒炒肉丝，凉调黄瓜，炸花生米。跑出门喊了三次“吃饭啦”，没见人来。下午一点，立松国彦整完最后一块稻田才收工，一屁股坐在小板凳上疯狂地扒拉了一碗米饭。

这个日本人

日本农场主立松国彦今年52岁，低瘦黑，一笑，脸上叠起层层皱纹。膝下两子，均以大学毕业。他的名片上显示，他是日本“农业支援有限会社的代表取缔役”。

虞春霞叫他社长。2005年，新县八里乡的虞春霞到日本打工，在立松国彦的农场中做“研修生”。 2008年11月，立松国彦在虞春霞的引领下，来到浒湾乡游围孜村，与村第一、第三、第四村民组签下三份《租地合同书》，租下200亩耕地。这些合同书上显示，租期为十年之久，每年立松国彦以500斤稻谷折合现金后支付村民，稻谷价格以当年公历5月1日新县稻谷市场价计算。

除了160多亩稻田之外，另30余亩耕地上已经竖起了一排排蔬菜大棚，种有西葫芦、黄瓜、豇豆、辣椒等蔬菜，现已上市。每天，立松国彦和他的工人们多吃自种蔬菜，菜样很单调，买来的花生米是雷打不动的一盘菜。

除了虞春霞夫妇，立松国彦还聘请了河南周口的3名农业技术员。农忙时，另外聘请10余名当地村民，实行8小时工作制，每人每天工资28元。

他们都住在田边的厂房里，一半是仓库，一半是餐厅和寝室。立松国彦的寝室仅有一张小床，一个皮箱，皮箱旁放着一瓶啤酒，啤酒边爬着一只蚂蚁。

工人们嘟囔，这个日本人生活俭朴，精打细算。他吃米饭要舔干净最后一粒米粒。衣裳兜里藏有米尺、计算器，边走边量边算。但对购买农用机械舍得花钱，现已在游围孜村投入100多万元人民币，后期还将有200多万陆续到账。他老婆跟他吵架，归根结底，是骂他在中国投钱太多。

“他走路都是一阵小跑。有时为了工作进度一天只吃一顿饭。中午从不睡觉。”

“咋说也是个大老板，他自己每天下地干活儿。就是为了省一个人的工钱。”

“工作时他说啥就是啥，不让抬杠，不易变通，古板。”

这个日本人过于勤劳、精明和霸道，让廖宗乐在半天之内连连说了6个“受不了”。不过，围在一起碰头吃饭的时刻，廖宗乐看着立松国彦又说：“他万里迢迢隔洋渡海来到这里也不容易，在他心里，春霞和我们已经成为他的依靠。他说话，只有春霞能听懂。”

放长线钓大鱼

“他种的那些蔬菜赚不了钱。”游围孜村村支部书记助理刘建扒着蔬菜大棚的薄膜说，立松国彦没有运作好，黄瓜种得太晚了，现在黄瓜市场价是两块钱一斤，等他的黄瓜大规模上市之后，价格又降下来了。

刘建说，本来立松国彦准备种日本水稻，日本大米在中国市场价高，在上海的超市中甚至可以卖到30元一斤。但由于国家动植物进口检验检测和审查比较严格，日本水稻的种子进不来。目前育秧的品种是中国杂交稻。

更重要的是，立松国彦在日本的9台大中小型农机具包括插秧机、拖拉机、卡车、小车、三轮车等，还有12台各种农机具，迟迟运不过来。“这是最头疼的问题。”立松国彦说，天时难违，不久前他只得花12万元人民币买了一台插秧机，嫌不好用。

廖宗乐负责这里农用机械的维修，这种大型机械最近的维修点在信阳固始县，“一旦机器坏了，打电话到固始，两天维修人员还来不了，每次给拖拉机换零件至少都得打20多元的电话费之后才有人来。”

有一次，他看见立松国彦蹲在田埂上，叫吃饭也不吃。虞春霞一问，原来他还是在发愁农用机械维修难耽误工作进度的事情。

尽管如此，立松国彦在游围孜村还干得热火朝天。工人们说，他的用意不在于短时间内就赚到多少钱，这个日本人太精明了，他有更远大的理想。

早在几年前，立松国彦与新县劳务局就有着合作，所谓的“研修生”就是去外国打工的当地农民。立松国彦一直觉得“研修生”在他的农场入手太慢，技术也不够纯属，再培训又得浪费大量的时间和工钱。

立松国彦告诉郑州晚报记者，他在中国的理想是办一个“研修生”的培训基地。在中国工人的工资是在日本的三分之一，培训成技术纯熟的工人当然少花很多钱。将来，他要成立一个日本独一无二的中国工人人力资源公司，不但自己的农场可以用，日本所有的农场都需要向他“购买”。

他是放长线钓大鱼。

5月19日中午，刘建问立松国彦何时能赚到钱，立松国彦指了指餐桌旁埋头吃饭的一位老者，意思是到他这个年龄就能赚到钱了。这个时候，两名新县新来的“研修生”，两个年青人，已经在他的田间地头“学习”劳作了一个上午。在帮虞春霞搬运秧苗的同时他们已经在注意秧苗机的操作技巧了。就连虞春霞对秧苗机的驾驶，也是立松国彦手把手教会的。

从这里，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刘建看来立松国彦有点赔钱的情况下，这位日本农场主还要求租种村中更多的耕地，要不是与另一家香菇种植公司租地的冲突，他本来的目标应该是100亩。

土地流转新探索

游围孜村村民说，游围孜村曾是抗日革命根据地，对日本人来村里种地没有好感，但也不反感，关键是，这个日本人能给村民带来实惠，其他就都好说。

这个日本人进村之后，又有200亩耕地被租种，十年时间，这才是村民盘算的事情。每年，从他那里获益一亩500斤稻谷，按每斤9毛钱计算的话，就直接得到一亩450元。若自己耕种，收成刨去农资成本，算算，差不多。由此，村中的壮劳力腾出手来外出专心打工，两头儿都不耽误。

这是2008年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之后的农村巨变。

游围孜村的另一个变化细节是，耕地被承包之后，原来在山包上撂荒的土地重又开发起来。这是一种被称之为“土地盘活”的新经验。目前游围孜村80%的土地已实现了流转。

这在河南新县只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尽管新县政府部门官员对“日本人来种地”一事表现出敏感的神情，但对像立松国彦这样的外商能来当地投资租种土地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少上报文件均以立松国彦为例加以引用。

由新县农业局农业处提供的一项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年底，全县农村土地流转面积36200亩，其中出租5600亩，占流转面积的15.5%。2008年全县种植业生产总值7.63亿元，较上年增长5.3%，规模种植户已达61户10亩以上的流转大户160个。

“外国人来新县当农民，参与土地流转，成为备受关注的新鲜事。”新县县委书记詹玉峰说，随着现代农业发展，规模经营是大势所趋。“新县土地流转还处于探索阶段，农村综合改革实验任重道远。”

体会到立松国彦的实际困难，游围孜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刘建有自己的两个建议：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村生产道路和水渠灌溉设施建设，加快土地平整进程。放开外国人对农业的投资参与，对直接投资农业生产的外商实行国民待遇，有补贴也可以自己的身份获得贷款。

“对外国商人来租种耕地，一些政策上还处于不明朗阶段。”新县政府有关部门领导认为，在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农村宅基地科学管理模式等问题上，土地流转也还有创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