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中国”的神农炎黄研究专家

——读霍彦儒先生《炎黄学》

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  胡义成

在刚交稿的一篇文章里，我发觉天水不仅是伏羲“一画开天”圣地，而且还是炎帝首都所在和夏后氏祖居，于是戏称天水为中华“祖宗窝”【1】。刚写完它后，我又捧起霍彦儒先生新著《炎黄学》，发现这本书里写着，“宝鸡天水虽属两省，却以渭河相连，相距仅有100多公里”，两地“自古就属于一个经济带和文化圈”，古称“关陇”【2】，于是脑子里就浮现出，与天水一样，宝鸡也是个“祖宗窝”，因为天水“一画开天”的伏羲遇灾后，其接班者女娲迁徙后的宗邑就在宝鸡，女娲接班者神农宗邑也在这里【3】；后来，在天水初建都邑的炎帝，又迁都邑于宝鸡【4】，于是，本文以下就把天水宝鸡同称“祖宗窝”。把霍著《炎黄学》放在“祖宗窝”研究的背景上思考，可能会有新理解。

1、以“史性神话学”为基础的跨学科学者在“祖宗窝”研究中大显身手  因为曾写“三皇”和天水的文章，我不得不查阅此前相关研究状况，竟惊奇地发现，天水作为“祖宗窝”的逐渐确认，虽有一两位陕西考古学家或轻或重地参与，但主角并非考古学家，而是一批出发于中华“史性神话”认知的跨学科学者大显身手。他们直接从神话出发，一上手就直奔三皇之首的伏羲，很生猛。须知，当年考古学家连夏禹是真是假都说不清楚，他们竟然直戳三皇，非生猛而何？起初，著名考古学家对此大摇其头曰“哭笑不得”【5】，后来鉴于神话所讲伏羲与考古发现高度吻合，其天文学证据和纪年结论也难推翻，摇头的考古学家也无可如何，现在似乎有一些考古学家也慢慢开始认可天水是“祖宗窝”了。

发现“祖宗窝”里探源研究的这种独特的学术景观后，再读石兴邦和张岂之两位老前辈的书文，我逐渐悟出，中华远古神话即“史性神话”，“祖宗窝”里的跨学科学者主据神话直戳伏羲无错有功。为加深这一认识，我还较仔细地查阅了古今研究三皇的主要资料，竟发现在三皇研究中，宝鸡当年竟也冒出了一堆敢闹天宫的“孙悟空”。

2、“祖宗窝”里冒出一堆“孙悟空” 所谓敢闹天宫的“孙悟空”，指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当国内主流考古学家大都不相信中华远古神话具有“史性”特质，且在考古学家连夏禹是真是假都说不清楚，黄帝都邑还毫无影踪时，宝鸡竟有一批学者，举出宝鸡出土的远古北首岭遗址，指说这就是神农宗邑【6】，简直石破天惊！这批学者是在“断代”和“探源”两个“工程”尚未实施前10多年，就敢于不看当时主流考古学家脸色，直戳黄帝之前的神农宗邑及其历史，而且说得很精准【7】，仅仅凭这一点，我就要说他们是一堆敢闹天宫的孙悟空。这堆孙悟空，当时推出了一批书文，在省内外反响不小。至于其中不足，现在看主要是把神农与炎帝“合户”，大可谅解，因为当年结合考古发现的中华远古历史的科学研究刚起步，根本无法弄清神农与炎帝是否为一个族群，且宝鸡作为炎帝故里传说影响更大，只能先假定“合户”有理【8】。

资料清晰显示，这一堆孙悟空的组织者和学术带头人就是霍先生。他当时不仅是宝鸡炎帝研究会会长，而且带头撰写关于北首岭遗址即神农宗邑的论文。收在霍著《孺子文集》中的《宝鸡北首岭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9】一文，写于1996年，就是一例。今天看，这篇最早刊于《宝鸡社会科学》的论文，不仅基本论断即宝鸡北首岭中上层可能是神农宗邑所在迄无错处，而且它对北首岭遗址考古发现、文化分期、文化特征等方面的分析，包括遗址中上层的大房子和广场等何以能构成神农宗邑之原因的剖析，均显老到，可能属首创。在《炎黄学》中，霍又重申了该文论断，并特意点明北首岭中上层文化层曾出土“人面鱼纹”，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10】，实际也是把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后段与神农历史相对应。在多年持续组织相关学术研讨会之后，霍承担了陕西省地方志重点之一的《炎帝志》主编重任，最后推出了超百万字的煌煌巨著【11】。当时远古渺茫，人神难分，我能猜想出霍先生主编和推出这本煌煌巨著的重重困难，用“荜路篮缕，创业维艰”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它出版后，学者称赞该志“阙功甚伟，其德至大”【12】，恰如其分。我也把它当作《炎帝志》与《神农志》的合版看待。

在研读相关资料时，我还意外发现，在这堆孙悟空中，竟然包括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张天恩先生。他当年就在宝鸡工作，受命与刘华先生合撰《炎帝.姜炎文化》一书关键章节，于1992年出版【13】。在我看，在著名历史地理专家史念海先生加持下，由张天恩与刘华合撰其第二章的这本书，应是“断代”和“探源”两个“工程”实施前很久，宝鸡考古学者结合历史学，跨学科写得最认真细致的一本研究渭河流域远古历史的著述。其后颇久，“断代”实施早期，实施单位在所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中，仅突出中原伊洛河部分，没有列举这本以渭河流域远古史为对象的书，显属偏失。其中，张先生不仅征引苏秉琦和石兴邦两位先辈之见，确认神话中的黄帝和炎帝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还结合近世全国相关考古发现，用排除法提出，对应着神农和炎黄二帝的空间位置只属渭河流域，其时间下限则“应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时期”，“距今4800年左右”【14】。这一估算，现在看已经相当靠谱，因为现已知以西安杨官寨遗址为都邑的前期黄帝在距今5000年左右西撤至庆阳南佐，炎帝最早都邑也在此前后于天水大地湾建成【15】。此后，张天恩先生于1996年又给宝鸡学术研讨会提交了《神农时代及其它》一文【16】，提出神农和炎帝不同；神农“约距今七八千年”，估算也很精准，因为现在可知神农在宝鸡北首岭建宗邑始于距今6271年【17】。从张先生这些成果可悟出，当年宝鸡“祖宗窝”里的那堆孙悟空，之所以敢“闹天宫”，也是以相当深入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等跨学科融合研究为底牌的。

3、宝鸡孙悟空身后有“菩提祖师” 霍著《孺子文集》明确说，宝鸡当年“筹办的多次学术研讨会，都是遵照”张岂之先生“为我们拟定的题目做的”，石兴邦先生也每每受邀参会【18】。于是，我终于悟出霍先生领头的这批孙悟空，之所以敢把北首岭遗址中上层与神农历史相对应，身后至少还有两位“功夫”很深的“菩提祖师”在撑腰。对此，《炎黄学》也追忆说，“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的影响和推动下，1992年由张岂之牵头，成立了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这些社会组织的成立，团结和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于炎黄与炎黄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19】。在《后记》中，霍先生仍对张、石两位前辈致谢。显然，霍先生及其组织的一批孙悟空敢于闹天宫，并非纯个人行为，而是陕西两位“菩提祖师”组织和支持的结果。张先生时任陕西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和主席，石先生则兼任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我当年有段时间也兼任陕西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又在石院长麾下干活，关于宝鸡北首岭中上层可能是神农氏宗邑的论断，估计至少是他们两位“菩提祖师”认可的。

陕西这两位“菩提祖师”与目前市场不小的极端“纯考古学”主张大异，他们都认为中华远古神话是先民记忆历史的一种意识形态。张岂之先生说中华神话与历史已形成“统一体”【20】，故他深信关于宝鸡的远古神话含历史“素地”，为“祖宗窝”宝鸡被忘记而愤愤不平【21】；石兴邦先生则不仅公开倡言探源的“考古学+神话学”模式【22】，而且身体力行，带头把女娲与考古上的半坡文化相对应【23】，在主编的《陕西通史（第一卷）》中不仅大讲炎黄，而且明确提出中华文明的“渭河主根论”【24】。霍先生在他们指导下直戳宝鸡神农，也就是一种必然现象了。何况，霍先生自叙生于“渭河岸边一个村子。家里世代为农，父母也是以农为业”【25】，而渭河岸边正是三皇炎黄神话盛传之处，故要他不信三皇炎黄神话都不行。在某种意义上，宝鸡学者当年的“闹天宫”，也是在著名学者领导下，现代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的“神话学模式”组织化建制化的最早登场。据我看，那一段时间应是陕西考古学-历史学界在张岂之、石兴邦、史念海等“菩提祖师”指导下，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表现最佳的时段，其经验值得今日陕省相关领导借鉴。

4、霍先生的神话叙事“最中国”  与渭河岸边遍地相信三皇炎黄神话的普通农民不同，应该说，霍彦儒先生的“神话学模式”，是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在坚持唯物史观时，必须深入明晰的一种“中程理论”的自觉守护和实践。对此，《炎黄学》明确坚持中华“历史神话化”的思路，说神话中“尽管有后世人们的附丽或臆增，但不失其历史的‘素地’”，“不管炎黄二帝的形象如何多元和复杂，其原型仍然是人，不是神”【26】；文献所载神话是“口耳相传的炎黄二帝事迹被先后收录”于典籍的结果【27】，于是应坚信炎黄“前承三皇时代，后启五帝时代”的神话叙事顺序【28】，这就把宝鸡学者们何以闹天宫的思路根据说明白了。

最令我感动的时是，站在这种中华远古神话即史性神话基点上，霍先生在“祖宗窝”里，围绕神农、炎黄历史研究，竟然一直钻研了30多年，从青丝熬到白头，包括连续多年主办神农炎帝及姜炎文化学术研讨会，主编出版了许多本会议论文集，还撰写出版了《炎帝故里》等书，对厘清宝鸡作为“祖宗窝”的厚重历史立下了学术大功。当然，“祖宗窝”里才出这种对老祖宗一片痴情且能“尽孝”的学者，也并不出人预料。

现在看构建中国远古历史话语体系，一个极重要的环节是构建中国远古历史叙事体系。这种叙事体系，才会为中国远古历史话语体系提供具象化的传播形式和历史场域【29】。宝鸡实践证明，中国远古历史叙事体系的构建，只能首先依据中华远古史性神话叙事程式，包括相信中华史性神话所记先祖顺序和名号均为真而可信。本文所讲霍之“神话叙事体系‘最中国’”，即指他的神话叙事系列，抓住了中国远古历史体系最主要的叙事依据和形式。有了这种依据和形式，中华远古历史就可感可亲可信，中国老百姓就会很快接受，故“最中国”。那种由考古学文化遗址所在地命名构成的“纯考古学”时间谱系，老百姓难接受：“大地湾”和“北首岭”是谁？姓啥？父母子女是谁？说不清，就有点“扯淡”，难信。

5、霍先生的“炎黄学”远谋  王震中先生给霍著《炎黄学》写的序言已涉此远谋，说霍首倡的“炎黄学”使中华远古历史学科化，含促其走进校园，从“文化自信”走进“文化自知”和“文化自觉”【30】。这确实说准了霍先生的又一学术功绩，很内行。因为，构建中国远古历史话语体系和中国远古历史叙事体系，都必须体系化和学理化，而把体系化和学理化的中国远古历史叙事体系推进校园，就应该拿出《炎黄学》之类体系化和学理化的教材。这确乎是一种远谋，高深老到。将来的中国孩子，自小就会知道，自己的祖宗是黄炎，他俩的具体历史情况如何，为什么自己是炎黄子孙，等等。本文要补说的是，霍先生的“炎黄学”远谋，也蕴藏着把中华远古历史的神话叙事体系学科化教材化，促其走进校园之意。这样，作为探源研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应有的一个“中程理论”，“神话学模式”不仅合法化普及化了，而且成为中国人“文化自知”和“文化自觉”的构成要素。

6、老霍你大胆地朝前走啊  从教材编写开创性层面看，霍著《炎黄学》一方面基于其“神话学模式”的理论和实践，给教材初步提供了叙事框架和依据，包括虽仍把神农与炎帝合户，但确在初步厘清神农宗邑和在宝史迹框架的同时，对炎帝在宝历史的叙述，也已经初步画出某种轮廓，含注意到并阐释了炎帝与黄帝的合作，宝鸡和全国尊炎民俗，以及宝鸡炎帝作为今日藏、羌等少数民族祖先的史实，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增加了新证，同时霍著的一个叙述长处是，对此前相关研究成果能兼容并蓄，包括对全国各地拜炎的历史、习俗等均能尊重等，这是霍先生又一件功德无量的学术贡献；另一方面则是面对新态势，我要吼唱“老霍你大胆地朝前走啊”。这是仿“老陕”张艺谋先生歌词，本来想把开头改成“霍先生”，但鉴于我比霍还大点，故叫“老霍”还亲热些。因为依我看，近些年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之功甚巨，包括在沿渭一带，把黄帝炎帝的宗邑和都邑乃至主要考古对应者大皆发掘出来了，对其宗邑和都邑乃至文化蕴含，也有了最初步的识别和阐释，加上上世纪50年代后，半坡、姜寨、关桃园、福临堡和水沟等远古遗址发现、出土及其引起的相关讨论成果，可以说关中沿渭神农和黄炎二帝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作为“祖宗窝”学人，宝鸡学界应带头彻底冲决百年疑古锢疾，在首重证据且逐渐凝聚学界共识的条件下，把相关识别和阐释成果，经过鉴别吸纳进教材，使学子感到沿渭三皇和黄炎祖宗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有纪年起止，有都邑宗邑遗址，还有名号源自、活动史迹和文化特征等历史轮廓。当然，教材吸纳时可能会有失误，这不要紧，如同探源研究开始时宋 健国务委员所讲，相关学术结论均非“最后的真理”，后来发现新的确凿证据再修改即可【31】。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最中国”的神农炎黄研究专家，霍先生还要大胆地朝前走，包括在中华文明“渭河主根论”指导下，继续为炎黄学教科书完善、修订而努力，还要注意到前面有完全不承认中华神话记史特征且不讲历史主人的极端“纯考古学”在拦路，实质上是变个花样以极端“纯考古学”形式【32】彻底否认炎黄，应该大胆走自己的路，跨过去！

参考文献

【1】胡义成《三论石峁即夏朝开国首都——兼议<</span>山海经>千古之谜终于初解》，会议主办者西北大学等已通知今年9月出版会议论文集。

【2】【10】【19】【20】【26】【27】【28】霍彦儒《炎黄学》（陕西社科精品文库丛书之一），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2页，第24-25页，第421页，第104页，第107页，第405页，第46页。

【3】【7】【8】【17】胡义成《三皇历史框架重建及年表初案——论天水、宝鸡即三皇宗邑》，某刊已定用。

【4】【15】胡义成《庆阳南佐即后期黄帝都邑——初说陕甘远古“秘史”》，《宝鸡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5】见《文史哲》编辑部编《“疑古”与“走出疑古”》，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42页。

【6】参见宝鸡市社科联编（霍彦儒编辑）《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9】【18】【25】霍彦儒《孺子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7页，自序第3页，自序第2-3页。

【11】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霍彦儒主编）《炎帝志》，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

【12】杨青峰《阙功甚伟，其德至大——<</span>炎帝志>出版的感想》，《陕西地方志》2010年第3期，收入宝鸡炎帝研究会等编《阙功甚伟，其德至大——<</span>陕西省志.炎帝志>汇评》，西安出版社2011年版。

【13】“炎帝与宝鸡”课题组《炎帝.姜炎文化》，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

【14】《炎帝.姜炎文化》第99页。

【16】张天恩《神农时代及其它》，见《炎帝论》第98-108页。

【21】张岂之《炎帝与姜炎文化学术研讨会小结》，见《炎帝论》第310页。当我退休后从哲学角度研究中华远古史后，作为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张岂之先生对我提出的西安杨官寨遗址即黄帝都邑的见解鼎力支持，不仅多年允我参加由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所承办的黄帝学术研讨会，且应我之求给将来可能出版的拙著《黄帝史稿》写了序言。对此我应公开再申谢忱！

【22】【23】石兴邦《石兴邦考古论文集》，陕西师大出版总社2015年版第44页，第21页，第487页；第399-406页。

【24】石兴邦主编《陕西通史（第一卷）》，陕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

【29】刘 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光明日报》2023年6月30日第11版。

【30】王震中《序》，收于霍彦儒《炎黄学》。

【31】宋 健《超越疑古 走出疑古》，《文史哲》1998年第6期。

【32】本文并不一般否定“纯考古学”，认为它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战术可用，但不宜上升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战略，详见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