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炎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读《炎黄学》有感

高强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根文化，炎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因此，研究炎黄文化、传承炎黄文化、弘扬炎黄精神，对于凝聚中华民族、培育核心价值观、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有裨益。近日，霍彦儒先生的大作《炎黄学》问世，为炎黄研究增添了一部力作。欣喜和祝贺之余，笔者拟从三个方面谈谈初步阅读《炎黄学》以后的感想。

一、《炎黄学》是作者炎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炎黄热”兴起，身处炎帝故里宝鸡的学人们开始了对炎帝和姜炎文化的研究，霍彦儒先生就是其中一员。30多年来，霍彦儒先生的炎黄研究持续不断、硕果累累，先后主持和参与“中国节日志·祭炎帝”“炎黄学概论”“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著《炎帝传》《炎帝故里》《陕西省志·炎帝志》《中国节日志·祭炎帝》等10余部炎黄研究著作，发表近百篇炎黄研究论文。像霍彦儒先生这样坚持炎黄研究30多年从未间断的学者，宝鸡独此一人，放眼全国也屈指可数。霍彦儒先生的炎黄研究起步早、持续久、成果多、影响大，是炎黄研究领域的健将，但却没有一部全面系统阐述炎黄文化的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炎黄学》的出版，弥补了这个缺憾，不仅是对作者炎黄研究的总结，也是对作者炎黄研究的升华，堪称作者炎黄研究的心血之作和集大成之作。

霍彦儒先生曾在《光明日报》上刊文，从文献典籍有记载、考古发现有证据、习俗传说有渊源、炎帝宝鸡有裔族、姜炎文化有传承、专家学者有共识等方面有力地论证了宝鸡是炎帝故里。他发表的《论姬姜二族的“三缘”关系》《炎帝族的起源与迁徙》《论姜炎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地位和作用》《再论姜炎文化》《三论姜炎文化》等系列论文，详细论述了姜炎文化、姬姜关系以及炎帝族的迁徙。这些成果都体现在《炎黄学》一书中，成为《炎黄学》一书的基石。

二、《炎黄学》是宝鸡炎帝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1993年8月9日，宝鸡炎帝研究会成立，迄今已有30年。霍彦儒先生历任宝鸡炎帝研究会秘书长、常务副会长、会长，是宝鸡炎帝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宝鸡炎帝研究的领军人物。在霍彦儒先生等人的组织领导下，联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汉民族研究会在宝鸡召开了“炎帝与姜炎文化”“姜炎文化与周秦文化”“姜炎文化与现代文明”“炎帝与宝鸡旅游”“炎帝与汉民族”“炎帝与民族复兴”“炎帝与和谐社会”“炎帝与民生”“炎帝文化与非遗”等学术研讨会，编辑了《炎帝·姜炎文化》《炎帝论》《姜炎文化论》《炎帝与民族复兴》等论文集，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奠定了宝鸡全国炎帝研究重镇的地位。

霍彦儒先生主编的“《陕西省志·炎帝志》是宝鸡炎帝研究会和炎黄文化研究学者的集体研究成果，凝聚着宝鸡炎帝研究会和炎黄文化研究专家们多年的劳绩”（张岂之语），被誉为“厥功甚伟、其德至大”（杨青峰语），已成为炎帝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汇编。霍彦儒先生主编的《中国节日志·祭炎帝》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的结题成果，霍彦儒先生坚持将宝鸡、炎陵、随州、高平四地的炎帝祭祀活动收录进去，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祭炎帝”资料，充分体现了宝鸡学人的开阔胸襟，赢得了广泛赞誉。这种精神也体现在《炎黄学》撰写的过程中，使得《炎黄学》一书既是宝鸡学人炎黄研究成果的结晶，又不仅仅是宝鸡版的《炎黄学》。

三、《炎黄学》是当代炎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霍彦儒先生的炎黄研究是开放、包容、科学的，2007年他就提出“炎黄学”的概念，2010年再次提出要将炎黄文化研究提升到学科研究的高度，构建系统、完整、科学的体系。2012年，他发表了《炎黄学论纲》一文，从学科定义、研究基础、研究成果、研究领域、研究特点、研究价值、学科建设、未来发展八个方面论述了炎黄学，初步形成自己的炎黄学理论体系。经过10余年的反复思考，终于写成并出版了《炎黄学》。笔者初步拜读以后，觉得有以下几个优点：

一是内容宏富，体系完备。《炎黄学》以炎黄二帝的生平事迹为纬线，以炎黄文化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关系为经线，从炎黄二帝的起源、家族、迁徙到炎黄祭祀、炎黄研究、炎黄精神等角度切入，全面系统地论证炎黄学的学科内涵，以期建立炎黄学的学科体系。全书包括炎黄与炎黄族的起源、时代和生态环境、炎黄二帝的生葬传说、炎黄二帝的称谓、族姓和形象诸问题、炎黄二帝的世系传说、炎黄与三皇五帝暨司马迁的五帝观、炎黄与炎黄族的迁徙、炎黄时代与中华文明之起源、炎黄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之肇端、炎黄二帝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形成、炎黄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炎黄祭祀与历史现实意义、炎黄与炎黄文化研究概述等13章内容，纵横交织，广狭兼顾，点线面结合，结构完整，内容宏富。

二是资料丰富，论据详实。炎黄学研究的对象跨越数千年、散布国内外，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炎黄学》一书搜集各种与炎黄有关的资料，努力将文献记载、考古发现、民间传说整合起来，利用“三重证据法”研究炎黄。在采用文献材料时注意其等次性，先取先秦时期，次取秦汉时期，后取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后的材料。在利用考古发现解释炎黄传说时不是一对一的强行对应，而是宏观的对应炎黄时代。在采用民间传说时注意剥离和剔除其神话色彩，揭示其历史素地。建立在这样的史料基础之上的炎黄研究是可信的科学的。

三是立论公允，表述平实。《炎黄学》分析了学术界界定炎黄文化的三个观点，即狭义的炎黄文化（炎黄时代的文化）、广义的炎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中义的炎黄文化（炎黄时代及后世与炎黄相关的文化），主张以中义的炎黄文化作为炎黄学研究的对象，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将炎黄学泛化为“中华学”或狭隘为“史前学”，从而明确了炎黄学研究的范畴。霍彦儒先生认为，炎帝长于姜水，黄帝长于姬水，炎黄族最早生长于渭水流域，其迁徙既有族裔的流动，也有文化的传播。司马迁的“五帝观”不仅反映了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历史实际，同时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即国家走向统一，民族走向一体。对炎黄二帝祭祀的历史意义一是加强民族情感的归属，二是增强民族文化的认知，三是加强华夷民族的政治联盟。对炎黄二帝祭祀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二是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是有利于滋养和培育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四是有利于加强海峡两岸交流和实现国家统一。这些观点符合历史实际，有助于炎黄学研究。

    炎黄文化的研究已延续上千年，而炎黄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才刚刚起步。霍彦儒先生的《炎黄学》和稍早一些出版的《炎黄学概论》《炎黄学导论》都有开拓之功，同属奠基之作，必将载入炎黄学学术史的史册。笔者衷心祝愿霍彦儒先生有更多炎黄研究的成果面世，祝福炎黄学研究蒸蒸日上、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