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惠卓异，厥功茂焉

——读《炎黄学》提纲

刘明科

一、贡献

  《炎黄学》是继《炎帝志》后，又一部炎黄文化研究的巨著。是霍彦儒同志对炎黄文化研究的巨大贡献，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贡献。宝鸡是炎帝故里，是周秦文化发祥地。这里诞生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三个第一，三个值得大书的人物（秦灵公、苏秉琦、霍彦儒）一是秦灵公在宝鸡建立吴阳上下畤，开创了中国官方第一次祭祀炎黄的史料纪录。使“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具体化。二是苏秉琦先生以斗鸡台考古发掘为背景，创建了《中国考古学》，中国考古学从此得到了建立和发展。三是霍彦儒同志2007年4月，第一次提出了创建《炎黄学》的设想，并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把《炎黄学》这部巨著奉献给了大家，使“传统文化”学科化，“传说历史”科学化。使炎黄文化研究进入高等教育课堂体系。

二、尝试

    炎黄文化的研究涉及到传说历史和史前时代，无论从那个方面入手，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顾颉刚的疑古论对中国历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信古”、“疑古”、“考古”、“释古”各大流派相互问难质疑之激烈程度达到了顶峰，余波未消。顾颉刚在没有得到考古发掘资料的情况下，竟然说“夏商是全不可信的，中华五千年是胡说八道”！鲁迅则针锋相对的说：顾颉刚抹黑一切，欺师灭祖，毁史累国。在这种十分严峻的学术争鸣环境中，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运用考古资料进行历史研究。徐旭生本身是搞历史的，就是因为无法忍受顾颉刚的“疑古”而决心穷尽一生，去寻找夏的足迹——硬生生的被逼成了考古学家！钱穆，李济、苏秉琦、邹衡等考古学者，都或多或少因为顾颉刚这个人，而穷尽一生，苦涩尝尽，且至今仍然未解。
    霍彦儒同志就是在这么个学术背景下，自上世界90年代以来，热心于姜炎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以召开学术研讨会的方式，向全国考古学家，文献学家、历史学家虚心求教。经过三十年不懈的努力，作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举动，硬是把一个传说历史中的炎黄文化学术研究提升到“学科”的层面，即由“学问之学”上升为“学科之学”，增强了炎黄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全力促成了炎黄文化研究进入高等教育课堂体系。

三、突破

  《炎黄学》这部巨著在学科建设上是一个突破。这是因为，这个学科本是属于传说历史范畴，把传说历史变成信史，并要得到现代考古学的验证与支持，更为重要的还要得到学界与公众的认可，无疑难度是相当大的。
一是突破了传说人物与考古学文化的束缚，较好的处理人物与族群代表、或文化期段代表的关系。这是传说历史与考古学文化研究中最难处理和定位的问题。在肯定炎黄二帝历史人物定位的前提下，把握好炎黄二帝与族群和时代的关系，把传说人物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把炎黄文化作为一个时代文化集成，应用迄今所能看到的大量的考古发现，从宏观的角度上对炎黄文化时代加以解读和肯定。这一点（即用考古材料论证炎黄文化）应当是一个大胆的突破，既证明了炎黄的存在，也摆脱了考古学文化特征对传说历史人物取证的束缚，作的特别成功。（当然我这是说的宏观层面，具体到一些事，是无法用考古材料来解释的）
    中国的考古学诞生不到一百年，开始是为了解决“疑史”，如徐旭生就是因为无法忍受顾颉刚的“疑古”而决心穷尽一生，去寻找夏的足迹——硬生生的被逼成了考古学家！再比如苏秉琦先生就提出”炎帝是姜炎文化的代表”。

但是目前的考古学现状却是“疑史”思潮占据了上风。比方说，考古界的一些人提出“对考古学与五帝的对应应持谨慎态度”，这种说法从字面上没有什么错误，但骨子里却是“疑史”。行动上放不开手脚。
    因此，面对大量的、丰富的史前考古资料，却不能证明华夏文明史；丰富的地下出土资料早已把华夏古老的文明（不是文化）前推到了距今8000年，但我们的研究水平仍然停留在5000年文明史这个界定上。出现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是，思想方法与文明标准有问题。思路上还是“疑古”，标准上用的是西方（国外）文明标准。换句话说，现在的考古学方法，很不适应（或是大大落后）中化文明探源研究的需要。一般说来，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然而，这正是考古学的薄弱之处。现在的考古是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器物的分型分式和分期排队上，放在了时代的划定上，而对使用这些器物的族群和社会形态很少有突破。一支考古学文化必须具备三个特征，即鲜明的物质群体时代特征；与周边相邻文化的明显区别；使用这些物质文化的族群。（举例说，有人说“姜炎文化”提法是笑话）
    二是突破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多角度的充实了“三重证据法”。加进了民族学和民俗学的内容，采取了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有人提出，目前的考古学研究要取得突破，必须要有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并且要向传说历史领域扩展）这种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四、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很广，但根在炎黄，形式在礼仪和祭祀，魂在“敬畏”。
    1、《炎黄学》的创建，就是找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为中华民族的祖先认同，文化认同架构了理论基础。
   2、《炎黄学》的最好形式就是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炎黄就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最好礼仪形式。
    在三代，祭祀黄帝是国家祭祀。以后各个时代的不同王朝均通过不同祭祀形式，认同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
   最早见于正史记载，祭祀黄帝的是战国时代的秦灵公，他为祭祀黄帝专门修建了吴阳上畤”。五千年来对于中华“人文始祖”的祭祀，反映了中国人五千年来对华夏国家的认同，这些“认同者”不限于“中原”地区，历史上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四夷”人群亦然。
    3、祭祀文化的魂在“敬畏”。《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史记·鲁周公世家》:“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四方之民罔不敬畏。” 唐代韩愈《贺太阳不亏状》：“陛下敬畏天命，克己脩身。” 当代著名作家巴金在《家》中说：“祖父是全家所崇拜、敬畏的人，常常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中国近代政治家、理学家曾国藩的铭言是：    敬畏之心 行有所止.。这是曾国藩的敬畏观,他功成名就后的全身而退，则是得益于他的“敬畏”观。
    “敬”就是尊重，“畏”就是害怕。表现在内心就是不存邪念，表现在外就是端庄、严肃、有威仪。身处官场，必须懂得敬畏。只有心存敬畏，才能有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才能有战战兢兢的戒惧意念；也才能在变幻莫测、纷繁复杂的社会里，不分心，不浮躁，不被私心杂念所扰，不为个人名利所累，永远谦逊平和，保持内心的执著和清静，恪守心灵的从容和淡定。
   所以我们要理解祭祀炎黄文化的原始本意在“敬畏”。敬畏始祖，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敬畏规章，畏敬职责，敬畏党纪国法,敬畏纪律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