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芜先生的小文。不主动到人堆里凑热闹，远离官场或者权贵中心，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清贫——不仅当今，即使过去的年代，也都属难能可贵。读朱光潜先生纪念集，感到可悲的是，在那么多人的回忆、赞赏、描绘中，几乎无一人提到朱先生的这份“难能可贵”。许多的话语只能视为“阿谀”，相当多的人只做了官样文章。那个任教于北大，起居于慈慧殿或者后来的燕园，只习惯于到陌生的贫民化的地安门大街（后门大街）逡巡的朱先生，人们几乎视而未见。

朱先生说过：“人生第一乐趣是朋友的契合。假如你有一个情趣相投的朋友居住在邻近，风晨雨夕，彼此用不着走许多路就可以见面，一见面就可以毫无拘束地闲谈，而且一谈就可以谈出心事来，你不嫌他有一点怪脾气，他也不嫌你迟钝迂腐，像约翰生和包斯威尔在一块儿似的，那你就没有理由埋怨你的星宿。这种幸福永远使我可望而不可攀。”

朱先生的各种表述，都在描绘一种人生的境界。它是美妙的，几乎也是妙不可言的。

几天前，在忙得不可开交的一个间隙，在我家门口敬亭山的一个山麓，与来访的李先生做了一番闲谈。他说：“让管我的人看不到我，看到我的人却管不着我。”他又说：“人到了一定年龄后，要自我边缘化。”

看看他那自弃而又自得的样子，我立刻想起朱光潜。确切地说，是住在慈慧殿时的朱光潜。架着二郎腿，捧着一本书，看着院子里疯长的杂草和在北方罕见的成片的楸树林，不仅远离而且淡漠一切热闹的、主流的生活圈，潜心于自己的学问天地，过着“匿名者”的日子，这大概属于典型的边缘化，而且是属于自我边缘化。因为凭着海归的身份，当着北京大学的教授，30出头的年纪，那是极容易主流化中心化的。

“但是，在边缘领域，要主流化。”闲谈结束的时候，李先生冒出了这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