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儿童文学》二三事

殷健灵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当时，我还在上大学，已经在《少年文艺》（上海）发表了一些诗歌和小说。在国内，老牌的儿童文学刊物，除了上海的《少年文艺》，便是北京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的诗歌编辑朱效文老师建议我给《儿童文学》也试着投投稿。

对《儿童文学》，我并不陌生。少年时代的文学刊物，除了《少年文艺》，读得最多的便是她。这一南一北两本刊物，有着各自的鲜明特色。《少年文艺》清新灵动，平易亲切；《儿童文学》似乎更加沉稳，也更多书卷气。印象里，后者时常以中国水墨画作封面，清气四逸。

我惴惴不安地将习作寄给了《儿童文学》的诗歌编辑刘丙钧老师。我早已熟悉他的名字，读过他写的诗和童话。时隔不久，便收到了刘老师的回信。写在薄薄的半透明信笺上，告诉我：习作被采用了，并且说了不少鼓励的话。信虽简短，但对一个初学写作者来说，不啻是天大的礼物。这么多年过去，我依然保留着不少最初和编辑老师的通信。那些手写的信笺，即便是工作通信，也总能读到信笺背后的温度和表情。

之后，经刘丙钧老师之手，我陆续在《儿童文学》发表了《散步》等一些短诗，再后来，我创作的重心从诗歌转移到了散文和小说，和刘老师的联系也就渐渐疏淡了。直到2009年冬天，我来北京参加《儿童文学》发行量破百万的纪念活动，才第一次见到刘老师，那时他也早已离开《儿童文学》了。很高兴，刘老师还记得我。巧合的是，刘老师居然完全是我想象中的样子，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很亲切。毕竟，有那些美好的记忆温暖着。

说起和《儿童文学》的渊源，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

1996年夏天，我有幸获邀参加了《儿童文学》和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儿童文学作家高级研修班。虽只有短短十天时光，却值得在后来一再被记起。我非中文系科班出身，那十天，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接受文学的专业系统训练。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令我尊敬的《儿童文学》主编徐德霞老师。在后来的那些年，因为徐老师的纯文学坚守和锐意改革，《儿童文学》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行奇迹，以骄傲的姿态宣告了纯文学在这个浮躁年代的胜利。我与徐老师私人交往并不多，每次见面，她都会给我打气，我的一点小小的探索都会在她那里得到肯定和鼓励。这对于一个还在路上的写作者是多么重要。因此，对徐老师，我一直感恩在心。在我眼里，《儿童文学》不仅为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平台，她的意义还在于，编者的宽容、锐意和气度还为我们这些写作者创造了实验和探索的宽松环境。她提供了一种宽厚的庇护，因为她自身已经足够强大。

愿这样的强大能够继续下去。

愿更多的后来者能聚集在这样的荫庇之下。

                                       2013年9月8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