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对作家意味着什么

                                  ——我在“红楼”的一次作品研讨

                         殷健灵

在不算长的写作生涯里，有过四五次开作品讨论会的经历。印象最深的两次，组织方都有学院背景。有学院背景的研讨会的好处，是可以剔除一些与作品无关的声音，让研讨会开得纯粹、专业、清醒，他们是把作品当做真正的批评对象，而不是颂扬的对象。毕竟，对一个有点自知的写作者来说，需要的是真实的声音，并藉此重新审视自己。

这两次研讨会，一次是2000年冬天，由上海师范大学梅子涵教授组织举办的《纸人》研讨会；另一次，便是2009年12月12日由浙江师范大学方卫平教授主持的《1937·少年夏之秋》（以下简称《1937》））作品研讨会。有意味的是，这两部作品是我个人创作的标志性作品。前者可说是我有意识地介入成长小说的发端，《纸人》之后，又连续写了多部探悉青少年心灵成长的小说，多以少女为主人公；而后者，是我第一部以少年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且将小说背景回溯至七十年前，是完全脱离开自身经验的写作。这两部作品我都很看重，如果说前者尚有些实验性质，那么后者的实质是对传统的回归，我只想“说故事”，把一个我全然陌生的故事说好。

对《1937》研讨会，我心存期待。之前我已耳闻“红楼”研讨会学术风气之严谨和纯粹，甚至到了“面目狰狞”的地步（方卫平教授的戏言），因此，来之前，便已做好了把作品放上解剖台被批得体无完肤的准备。况且，我清醒地知道，相比我同期的另一部小说《千万个明天》，《1937》有更多“软肋”可击。

在我看来，写作者和批评者之间，原本是隔河相望的群体。一个作者写出了一个文本，是一种单纯的劳动。在写作冲动的驱使下，他寻找到他认为合适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打动他自己的故事，并且期许能打动潜在的读者。那么，这个写作者的劳动就结束了。他很少会思考其中蕴含的意义，抑或放在大文学背景下所处的位置，更不会意识到自己某些语言习惯会给读者带来怎样的感受，等等。

《1937》研讨会，让我第一次体验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批评。首先，这样的批评出于“真诚”；批评者是本着认真细致的精神，解读文本，具体而微，条分缕析。他们扫荡了文本的每个角落，检视一个个甚至被我这个作者忽视和遗忘的细节，找出“破绽”，然后，把这个文本，放到中外文学史的背景之下，比较、分析，阐释意义。他们还提出另一种方向，另一些情节的设想，参与到作品的再创作，甚至还为此展开了争论。他们摒弃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赞扬，直击文本的软肋。作为作者，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意见都能认同，但无疑，这些真实的声音对我来说是难得的，也是珍贵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彭懿先生对小说中个别情节设置破绽的质疑；周晓波教授对小说历史感把握的期待，以及对个别史实错误的修正；蒋风教授所给予的“描写真实”的肯定（他和小说主人公夏之秋是同龄人），以及对小说中人物命运走向的期许；常立先生所指出的“人物期待落空”的问题；韦苇教授对小说语言细致而微的点评；吴洲星同学所作的《1937》与张爱玲文本的对比，等等。

在一般形式大于内容的作品研讨会上，如此真实而恳切的声音很难听到。因此，倾听这些声音，我心怀感激与感动。会后，我吸纳了部分意见，重新修订了《1937》。但对我来说，这次研讨会的意义，并不仅止于完善《1937》这个文本，由《1937》而衍生出来的批评，可能已经超过了文本本身。这让我思考这部作品以外的一些问题，诸如个人成长与历史背景的关系，日常生活与戏剧性冲突的关系，如何寻找美的感动和细节的震撼，等等。

有的写作者完全排斥批评，有的写作者容易被批评所左右。我采取的是中立态度——绝不排斥，有选择地吸收。我相信，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写作者也有相对独立的个性与风格——哪怕他的风格有着明显的缺陷。忠言固然逆耳，但我喜欢倾听红楼里的“忠言”，并且与他们相碰撞。他们让我接近真正的文学的内核，那是我向往的空气。

        （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所在地是一座红色砖楼，简称“红楼”）

研讨会相关图文链接 http://zsdrtwxyjs.zjnu.net.cn/Article/xwgg/200912/6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