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寄养的故乡

殷健灵

我一直疑惑，哪里才是我的故乡？我生在上海，却长在离上海不远不近的南京。可是，当我告诉别人自己长在南京时，却没有底气。因为南京城于我陌生，我至今不识南京的道路和街区，不会讲南京的方言。但如果告诉别人自己出生在上海，在上海人的圈子里长大时，我又无法认可上海是我的故乡。总之，无论往哪边靠，都是尴尬。这种困惑不只我一人有，一起长大的伙伴都有。我们心底里，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故乡——它有一个代号，叫做“9424”。

小小的故乡曾经以“宝野”和“美浓”的名字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竟让读者去追寻探究，似乎想在现实中找到这样一个美好的温柔乡。可我知道，他们是无法找到的。因为连我自己，都无法在现实中找到了。

去年冬天，趁去南京公差的机会，在离开了17年后重回小小的故乡。走的是宁芜公路，依然是17年前离开时的房子和田，一路所见，已是颓破之色。一路走，依稀预想到了它如今的样子。尽管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但到近前，它的真模样还是令我感到了忧伤。就像见到一个多年未遇的亲人，印象中还是她青春旺盛的样子，不期然地，就老了。

几乎所有在这里生活过多年的上海人都已撤离，落叶归根。这些人曾经是这里的魂灵，魂灵散去了，便剩下了空洞的躯壳。住过的老房子拆除了，路边的石阶残破断裂，水泥路面崎岖不平；小学校不在了，改成了社区活动中心；我的中学铁门紧锁，落叶遍地，满眼所见竟是萧索萧条；繁荣的菜市场也不在了，换到了室内，旁边开了一爿冷清粗糙的大食堂……只花了大半个小时，我便走遍所有熟悉的地方。当重新回到宁芜公路边上等车时，站在一片黑色的砂土之上，在尘埃飞扬中我心生恍惚——莫非，那些明媚的颜色从来不曾存在过？

可它明明存在过。存在于我的念想里，存在于儿时伙伴的追忆里。现实中找不到，我更无法用言语描绘。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乡，是被寄养的孩子，无根无襻，让我们无法有乡土的情结，更不可能拥有城市人的依傍。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抓住了我们的心。我们自封纯朴，因为生长的地方离泥土近；自以为孤独，因为不知道哪里是真正的故乡；可有时又会庆幸，单纯的成长环境给了我们一颗简单的心。

说起来，故乡真的很小，方圆数里，而孩子们活动的区域只在方寸之内。它紧靠宁芜公路一隅，面山傍江，依丘陵而建，一条铁轨擦边而过，伸向神秘的远方。我们住在火柴盒一样整齐划一的房子里，街道清洁，树木成荫。推窗可以见山，走不多远，便到了田野。水车、池塘，带着新鲜草香的牛粪气息。每到春天，教室里便柳絮飘飞，日光被树影映成了柠檬黄，涂抹在窗台、桌角……回想起来，这些明媚单纯的颜色构成了我少年生活的图景。这里本是冶炼钢铁的基地，可我的少年却鲜有坚硬的调子，似乎总是那么温润。这究竟是为什么？

那地方，到处可见坡地和台阶。从住的房子出来到小学校，要上下三四处坡地，一溜低矮山墙顺势蜿蜒，上面爬满青藤。这使得上学路上充满了游戏色彩。夏春时分，从午后的困倦里走出，沿着山墙走向学校，慢慢走进一片叽叽喳喳的喧闹。我们习惯早到，等学校开门，站在大门口，身后数十级台阶下又是成排的居民楼。台阶上站满了同校不同级的孩子。开大门前的半个小时光景，我们什么都可以做，聊天，打架，跳绳，跳房子，买小摊上的糖人、爆米花。课还没上，就先兴奋起来。若是冬天，下了大雪，家门口的台阶都给雪遮没了，走起来就有了危险，深一脚浅一脚，一不留神就突然陷进半条腿。到了学校，棉鞋都湿了，教室的水泥地上便印了很多个深色的小脚印。

这地方，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和安全感。走在任何一条小路上，在小商店里，在电影院里，在菜市场里，都能看见似曾相识的脸。孩子们之间，虽然不是亲戚，却能找到千丝万缕的联系，某某和某某的父母在一个厂里上班，现 任老师教过某某的兄姐，总拿某某和兄姐比较。我们有时会聚在一起聊聊上海，你的家在黄浦，他的家在静安或是普陀，说的“家”都是亲戚的家。到了寒暑假，分别到上海的亲戚家去过假期，彼此郑重地留下在上海的通信地址，果真会正儿八经地通两封信。

每年假期，我都要回上海的外祖父母家。刚一坐定，便有邻居来看南京来的小姑娘。我是外乡人，但和他们说一样的方言。这就有点奇怪。印象最深的一次，一个男邻居刚一见面，就端详着我说：“你的脸一边大一边小。”我心下一窘，然后便一直为自己的脸不对称担心，私下揣测，这一定是我平时托腮听课造成的。回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清楚地在意自己的长相。那年，我大概念四年级。

有一年寒假过后，我最好的朋友P来我家找我，把一块手帕一支铅笔作为新年礼物送给我。我一眼看见她穿的一身天蓝色呢绒面滑雪衫，这身纯净的颜色给了我一点刺激，我以为它带了很强烈的上海的痕迹，是P的亲戚送给她的，而我自己却没有。在没有拥有自己的滑雪衫之前，P的衣服在动作时发出的摩擦声在我听来都十分悦耳、令我向往。

在那个地方，成为最好的朋友往往具备一个条件，就是两个人一定住得十分相近。P的家所在的那栋楼，和我家前后相邻。我家在二楼，她家在三楼。站在我家的窗口，望得见她家的走廊。有时只要对窗大喊一声，就可以看见P应声开门出来。我去她家吃一碗绿豆汤，她来我家睡个午觉，都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我们一起用宽口瓶养过从附近池塘里捉来的蝌蚪，也用竹匾很正式地养过春蚕，寻遍附近的乡村采摘桑叶，还一起去歪倒的树上采集甜花蕊带去课堂上解馋，放了学，就在家门口的砖地上画线跳房子……因为地方小，使得我们的时间可以拉长，变得从容。似乎每一个细节都能慢慢品味，每一个动作都可以延迟几个拍子。

这样的日子悠闲而明媚。从来都是走着去做任何事情，搬过几次家，从家到学校的步行路程都不超过十分钟。初二时，我学骑父亲的28寸自行车，在下坡处被上行的卡车吓破了胆，从此再也不敢骑车。这与我从小较少见到汽车有关。

高三毕业时，为学生会活动买奖品，我才第一次和一个男生独自坐公交车去了一趟南京城，目的地是新街口。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大人陪伴坐车出“远门”。在我的记忆里，那次出门有着成长礼般的仪式感。我们画好了详细的地图，回程的车次，咨询了很多个大人，整个过程做得十分小心繁琐。从我们那地方到南京，不到一小时车程。而在心理上，却是不可思议的远。想起来，哪怕是孩子，心里也一直存着这样一个念头：到南京，是“去”南京；而到上海，却是“回”上海。可是，真的回到了自己的地方呢？

1990年，当我真的回到上海念大学时，才深深感到，这个上海大概也不是自己的地方。班上29个同学来自五湖四海，仅有的几个上海生自然而然有了自己的小圈子，可我却难以融合进去。隐隐明白，自己的气息已经积聚了将近20年，是我那个被寄养的故乡造就的，它沾着泥腥气、铁锈气、青草香，裹挟着初春时万物萌长的幼嫩气息……恐怕一辈子都难以脱掉。这或许是一种损失，又或许，也是一种获得。

                  本文刊于6月2日《文汇报》“笔会”，见报时题为《童年时代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