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夫妇（图片提供/朱军）

真情朱军：对话“人生艺术”

殷健灵

认识朱军，还是通过央视三套的《艺术人生》节目。

虽然，朱军稳重亲和的主持形象早已活跃在央视的各大综艺晚会上，然而，作为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展示给人的多半只是他的外在形象。而《艺术人生》却让朱军的形象在与嘉宾的互动交流中，变得真实丰满起来。和一般的主持人不同的是，我们往往在他平静和缓的语速中，感受到他远离喧嚣浮躁的内心，以及某种经历了岁月积淀后的淡定和思考。

他似乎并不符合“新新人类”的口味，也实在不具备娱乐界流行的“出位”特质。然而，也许正是这种不媚潮流的“出世”，反倒成了朱军与众不同的标签。

面对朱军，就仿佛面对一位邻家的大哥。厚实有力的脚步声，不事张扬的笑容，身上的黑色毛衣和外套，并非名牌，但得体从容。他似乎并不刻意于形式的东西，说话实实在在，也不绕弯子。他的烟瘾不小，抽的是家乡兰州的烟，等我们说完话，烟缸里的烟头几乎堆满了。

采访朱军的那次，的确非常尽兴。正如他说的，尽管他很少接受采访，但一旦接受了，展示给人的就一定是“原原本本的我”。

而我在这里展示的，也应该是朱军真实的一面。我对朱军说，你总是把成功艺术家的人生展示给观众看，而观众也从中看见了你自己的人生艺术。

 殷：我的父母知道我来采访你，让我转告你，说他们很爱看你的节目。

朱：（笑）得谢谢他们。也许我是有点“老人缘”。我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眼看着父母一点点把我们7个孩子拉扯大，很不容易。全家人，就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家用。所以，现在的我很能体谅老人们走过的阶段，体谅他们的苦心。

殷：心理学上把１８岁以前的经历都称为“童年经历”。你在１６岁半参军，这使得你的“童年经历”比别人多带上了一层“刚毅”的色彩。你在１８岁以前的经历是否为你以后的人生创造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朱：一个男人真的应该去当兵。因为部队会教会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品质：坚韧和宽容。那时我在野战军的侦察连，训练之严格和艰苦可想而知，连节假日上街都是有百分比的。但是，你不可能抗争，时间长了，便能理解、忍受，这在无形中雕刻着一个人的品行：对什么都能宽容面对，被别人误解也能容忍。我先后１５年。

而我的父亲是对我的成长影响最大的人。他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首席单簧管演奏员，他对工作极其执著，而对个人的任何需求都看得特别淡。我记得他在我幼年时是行政１７级，离休时也不过是行政１６级。这一级，让他等待了近20年。这20年里，他屡屡把机会让给了别人。

    朱军的成长记忆里烙刻着这样一个形象：那是一个苦练业务，一辈子没有在工作上出过差错的父亲；那是一个眼睛上夹着放大镜，埋头于灯下义务给同事修表的父亲；那是一个为了给团里节约开支，在高温的坩埚旁用废铜自制乐器的父亲；那是一个在家很少做家务，却用了近三年时间把团里的资料室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父亲。父亲给了他的孩子很多正面的东西，比如淡泊名利，比如内敛忍让。但也让成长中的朱军看到了某种不甘和疑惑：就是这样一个口碑甚好的人，在单位里却总是处于劣势。他实在的成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他每年都立功，但提级嘉奖都没有他。于是，父亲的人生从另一面给了朱军启示：“到了我这一代，我希望这个世界用价值观来衡量我，而不需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商标，因为那不重要。”

青春期的朱军很想用行动证明给父亲看：“我是对的。”从部队退役后，他凭着自己的实力二次入伍考进了父亲所在的兰战歌舞团，那时父亲已经离休了。他试图向人们展示：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我和他不一样。那时，他已是“兰战”历史上比较年轻的中队干部。他的确这么做了，公然地挑战某种不公平，很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架势。

但是，当他有了一些人生的阅历，最终审视自己的时候，朱军却恍然，自己始终在反叛的东西，却好像早已在心里生根、发芽、伸展茎叶，当它见到阳光的时候，你发现，那实际是和父亲一样的。“是麦子绝对长不出稻子，只是在成长阶段长法不一样罢了。”朱军这样调侃自己。

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朱军，仍是一个特别能体悟他人、特别传统古典的朱军。

殷：在你的人生中有几个转折，从战士到相声演员，从相声演员到主持人。这期间每一次转折是你主动选择的结果，还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朱：我想人生中最重要的，是认识和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等于成功了一半。几次转折其实都特别不经意，但好像又是以你的经意做准备。退伍后，我出于某种冲动去考父亲所在的单位，初衷是想做点什么给他看。进团考试，我的业务考了第一。后来，下部队演出，我觉得眼前天地一下子宽了。１９８９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主持了甘肃电视台双拥晚会。再后来甘肃搞春节晚会，就常常找到我主持了。再后来，和中央台主持人（倪萍、杨澜等人）也渐渐有了合作，我觉得很愉快，也没觉得有什么费劲，无形中给了我自信。

人总想往高处走。这时，我做了一生中可以说是最大的决定：当时我连中央台的门往哪里开都不知道，就到处跟兰战歌舞团的人说，中央台要调我去。

殷：你是故意给自己压力？

朱：我是个干事执著的人，但我怕我自己不会坚持。所以，我故意断了自己的后路，连妻子都蒙在鼓里。我想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既然你是追逐梦想，就没有万一，也不允许有万一。

我问朱军，何来自信？难道不考虑任何偶然因素？

朱军却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打了个挖井的比方。他说，人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其实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业务，一条是为人，缺一不可。做事业如同挖井，有的人一辈子挖井都挖不到水，那是因为他浅尝辄止。他断了自己后路，哪怕塌方砸死，也要走到底。

殷：后来，你终于如愿以偿了。可是在人才荟萃的央视，要被人认可谈何容易。

朱：其实在央视，机遇遍地都是。我并不是特别会寻找机遇的人，但一旦我认为他是个机遇，我就会倾尽全力去做。１９９４年，我初到央视，我只是个栏目主持人。那年，是共和国成立45周年，在天安门广场有一场直播的焰火晚会。当时１２个主持人，只有２个男主持，一个是赵忠祥，另一个是我。整整４个小时节目，我只有３句话。记得当时现场气氛和我准备的截然相反，我站的地方冷冷清清，只有士兵和礼炮，播出前我请了半小时假去纪念碑下感受群众狂欢场面。后来，镜头一切向我，虽然只有三句话，我却倾尽了所有的努力去说这三句话。就这一次。

第二天就有导演找我，７天后有一台行业晚会“七彩欢歌”请我主持。我第一次站在了中央台１０００平米的演播室，那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那是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７日，我到中央台不到一年。我不会忘记那一天，因为我为自己赢得了另一次机会。

后来，我做《中国音乐电视》。１９９５年正是那档节目最火爆的时候，由我和亚宁轮流主持。只做了１年，我便向领导要求撤出这个栏目。亚宁的青春，正是节目所需要的，相比之下，我的风格却不合适。离开后，我到了以交响乐为主的《音乐直播厅》栏目，尽管它的收视率很低，但它合适我。那两年，我也在寻找着合适自己的机会，直到１９９９年开始做《艺术人生》。

我一直觉得朱军的审美取向里带有深厚的古典情结。所以听他讲起筹备《艺术人生》的初衷时，我确实找到了某种契合内心的东西。他说：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十恶不赦的人，在他的心灵深处一定有一块很柔弱的地方。这一点，我深信不移。

他固执地相信着那块柔软的地方是人性温暖的源泉，并且永不泯灭。于是，我也确信，和朱军探讨“真情“的话题，也会非常愉快。

殷：《艺术人生》讲究一个“真情”，其实这与你个人的为人风格是相吻合的。能否说说你自己的真情故事，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三者在你心里的分量孰轻孰重？

朱：我想它们三者的顺序是亲情、友情，然后才是爱情。其实爱情最终也会转换成亲情。爱情是男女青年在情感基础上，添加了人体自身的原始冲动、动物本能的产物，这些附加的东西在火热的恋爱阶段会有一段或很长时间占据你的心灵。可是以后的日子，当你们共度难关，共享荣华，最初的爱情到了真正割舍不下的时候，就成了亲情，爱情则被淡化了。而真的让你牵肠挂肚的是那份亲情。

我年轻时谈恋爱，常常会在深夜大雪天，站在路上等待演出晚归的女友，实际上那是一种表白。就像雄鸟向雌鸟示爱，总想把最好看的一面展示出来。那时我想到更多的是，她看到在雪中等候的我会有多感动。而现在，我不会那样，但我会在家守候着。虽然少了形式上的东西，却多了内心深处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