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遇时光

殷健灵

文学是我的生命吗？不是。

文学是我的信仰吗？不是。

在很早的时候，文学对我什么都不是，可是，现在，写作居然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在想起她的时候，常常会产生一种有意思的联想。仿佛一个人在夜路上孤独地走着，不期而遇一个人，她能给我光亮和温暖，还能陪我打发寂寞，我发现她是能够让我倚靠的，有一种投契的欢欣，于是，我便时常被她照应着。似乎，可以不那么孤独惶恐了，到后来，便成了一种习惯。

小的时候，是一个无所归依的人。不像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我没有根。我出生在上海，说上海话，现在又回到我的出生地生活，但是，我从来没有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上海人。

那个地方什么都不像。

它远离上海，又和南京保持着一段距离。那里都是从上海迁过去的上海人，他们在一片荒丘上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地盘。它不是城镇、不是乡村，用今天的概念看，它更像一个独立社区，仿佛与世隔绝。那里生产钢铁，几万人的地方，彼此关系千丝万缕，方寸大的地盘承载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所有希冀和梦想。

我在那个地方上幼儿园、小学、中学，一拨同学，从小到大，没有分开过。在高三毕业前，我没有独自坐过公交车，因为那里不需要这种交通工具。我们很早就用抽水马桶，有独立的属于自己的房间；从窗口望出去，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青山苍茫，我们走过田埂，伴着蛙鸣去上学。但是，我们不是城里的孩子，也不是农村的孩子。

我现在常常听上海的作家，说起上海的文化和他们写作的关系，我时常听得茫然。上海这个城市，对我是一个生疏的遥远的所在。我的记忆里，只有那个闭塞的、什么都不像的地方，它给了我单调的、却无限丰富的最初的日子。

童年的记忆充满了芬芳，夏日的阳光的颜色。有一些片断，永远地镌刻在了那里，时常会从岁月的底片里浮出来。

妈妈。

在十岁以前，在爸爸和妈妈结束两地分居之前，家里只有我和妈妈。妈妈用读小说打发夜晚的冷清。在她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就总是捧着小说看，看成了高度近视。她喜欢勃朗特姐妹，喜欢牛氓、茶花女，老唱机上的黑胶唱片缓慢地转动，让时间沉淀。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是时间的富翁，可以眯着眼睛享受时间，听时间从身边流过的声音。这底楼的两间屋子是我们的，窗外的小花园里栽着香喷喷的月季花，窗缝里有花香飘进来。妈妈读着小说，在有兴致的时候，跟我讲小说里的故事。说实话，那故事我听不懂。但是，我喜欢这样的夜晚，还有从广播里传来的长篇小说联播的温润的女声。

街角的图书馆。

晚饭后，是要去散步的。夜凉如水，梧桐树叶把月光切成了一小片一小片奶酪。我牵着妈妈的手，踩着奶酪去街角的图书馆。

想起来，那个图书馆真小，坐落在工人文化宫里面。文化宫的门口霓虹灯闪烁，站在街口抽烟的男人，卖小食品的小贩，闲逛的人，影子与影子交错、移动，夜很安详。图书馆里，粗糙的木头书架靠墙摆放，隔着玻璃，看见架子上贴了标签的卷了角的书，蒙了岁月的尘土。我从架子上认识了陌生的名字：莱蒙托夫、波德莱尔、王尔德，还从那里捧回属于我自己的书：安徒生、格林、林格伦、马克·吐温……以及中国的神话传说。

那些书，让我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是另一个时空。我笃信这一点，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地方，会有一个全然不同的所在，有仙女、天使、银河、海的呢喃、会飞的鱼……后来我知道，这个地方其实并不远，它就在我心里。在感到恐惧孤独的时候，它跑出来安慰我。

一包糖。

一年级，喜欢上了自己的班主任，教语文的气质典雅的 李老师。李老师也喜欢我。上语文课，我最认真，学拼音和汉字，似乎很容易。李老师说话好听，或许是有鼻炎的缘故，略带轻微的鼻音，这让她的声音听起来犹如温柔的抚摸。黑板上的方块字，充满了魔力，一个个字与词组的拼接，变幻出万千不同的气象。我的造句和作文总是最好的，那是妈妈的功劳，她常常在走路的时候让我做造句练习，回家以后，让我在小本子上写日记，在写得好的作文旁边画上一个红五星。

六一节，李老师特意送我漂亮的糖果，一大包，闪耀晶莹的光泽。这独一无二的奖赏让一颗小小的心甜透甜透。

从一年级开始，我的语文成绩和作文都是最好的，一直好到高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包糖。

妈妈的提包。

在家里，最向往的地方不是食品柜，不是玩具箱，是妈妈的提包。

妈妈下班回家，我第一件事就去掏她的包。隔三差五，会掏出我的最爱。《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小朋友》《儿童时代》《我们爱科学》《读者文摘》《青年文摘》，这些书报杂志对我的吸引力远大于好吃的零食。 从《少年文艺》里，我知道，除了童话，原来有一种小说也专门写给小孩子看，还有那些散发着青草气味的散文和诗歌，以及很多让我仰望的熟悉的名字。 （在很多年后，我不可思议地见到了那些只在书上见到的人。）

我舍不得一下子把它们读完，每天读一点，留到以后享受。就像吮一支珍贵的棒棒糖。有一天，我写了自己故事，寄给那个熟悉的地址，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我想象那个地方有高大的老房子，老房子里有从稿纸堆里探出头来的戴眼镜的老头。有很长时间，对那个地方的想象，是我从自己那个闭塞的小地方走出去的窗口。我在窗口放风筝。

当然，寄出去的故事没有消息。

又过了很久，有一天，我给那个地址发了一封信，我想要参加《少年文艺》举办的写作函授班。那时候，我已经是个半大孩子了，上高二，心绪明亮，踌躇满志，全然不像今天的孩子那样颓废、叛逆。我写快快乐乐的故事，说自己有趣的生活。有一个叫单德昌的老师，每月与我通信，点评我的作文。他的字写得小而圆滑，口气像个老学究。他用了一套我完全陌生的和学校老师不同的语言， 这样的评点，让我惊叹和感到亲切。

短短半年后的那个夏天，我收到了有着绿色水印的信封，它是一份获奖的通知，告诉我，我得了奖，我的文章将要发表，这个夏天，邀请我去上海参加获奖夏令营。

那个夏天，我做梦一样地来到了延安西路1538号，看到了想象中的老洋房，以及比想象中年轻得多的做编辑的人。我站在有宽大壁炉的编辑部里，听见粗重的门响动，木地板吱嘎吱嘎的声响，视线越过小山一样的稿纸，看见小花园里的葱郁的树木。

这是怎样的气息呢？像温热的刚出炉的面包，冬天里的暖被窝，黑夜里醒来时看到的第一线天光。

回来以后，我在诗里写：“风筝飞出了窗口，谁又在岁月那头召唤？ ”

我听见了召唤的声音。它来自记忆深处，也来自遥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