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学与被退学，南科大正在自毁前程

作者：刘长锋

    2009年9月，我在《海峡都市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朱清时是吃螃蟹还是战风车》的文章。在文中，我对朱清时先生的大胆尝试表达了我个人的敬意和期许，但同样，我也对南科大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疑虑，我的疑问是，带着镣铐跳舞，究竟能舞出什么样的灵魂来？我当时的担心更多的是从制度的层面上去看问题，因为按我的理解，办好一所大学，不是朱清时先生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也更不是时任深圳市代市长王荣先生一个人可以办到的事。

    事实证明，我的担忧不是多余的，南科大的改革发展先后受到了诸多的阻力和压力。一方面，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一直都在有意无意地对其施加压力，阻碍南科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南科大内部也一直问题不断，先是三名从香港聘请的教师宣告辞职。近日又有媒体披露有学生因对南科大感到失望，选择了退学。内外交困，舆论纷纷，一切的一切，都让南科大的前途看起来更加扑朔迷离，也让朱清时先生这位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心中充满了迷茫和惆怅。以至于在面对媒体时，很多问题竟然选择了不表态来回避。

    很明显，在退学学生王某发表的声明与该校对此次事件的答记者问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改革失败的硬伤，或者是一些潜在的隐患。

    首先，王某在微博中表示，之所以选择退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并没有在所谓的南科大学子拒绝高考集体声明中签字，王某据此感到自己“被代表”了。应该说，在一个习惯了“被”与“不被”的时代，这原本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南科大在辩解中，对于这一细节，却绝口不提。不论事实究竟如何，但这种有意无意的回避就足以让人产生更多的联想与猜测，这种猜测与联想对南科大本身不是什么好事。

    其次，作为王某的班主任，刘静老师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用了一个很为中国化得修饰词：资格。刘老师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王从未参加南科大的集体活动，不交作业，不上课，甚至很少和同学交流。“可以说，好多事情他都没参与，没有资格揭露”。应该讲，从理论上而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没错的。但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一件涉及到调查学意义上的理论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感情的纠葛。刘老师认为王某没资格的重要依据其实就在于她所说的“对我和南科大的老师来讲，对他没有任何亏待的地方。”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联系上文的关于签名一事，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理论结论：因为我对你不薄，所以我“代表”你就天经地义，而也同样因为我对你不薄，所以你不该也没“资格”揭露我。感性甚于理性，感性凌驾于理性之上，我想这并不是南科大办学的初衷，也不该是一所以“科学”命名的大学所应该拥有的“气质”。这对一所真正的好大学更多的是伤害而不是助益。

    再说到第三个问题。在回答关于王某退学一事时。班主任刘静老师的解释是“在南科大，学生一两天不上课，很难跟上进度。”而同样，朱清时先生对王某退学原因的解释，也是归咎于其“很多课没有上，也不参加考试，后来不适应南科大学习进度，最后只能退学。”关于这个口径一致的解释，我的看法有两点：一是以鄙视应试教育作为主题之一的南科大，有着比一般院校更严格的考勤制度和以考试成绩论英雄的中国教育“传统气质”。其二是，如果这个退学的条件成立的话，那么可以得出的结论一般应该是这样：你不上课，你考试成绩跟不上，那么你就退学吧，这是“被退学”，也可以称为被勒令退学。但事实并非如此，学校并没有“勒令”，反倒是王某自己选择了“消失”。也就是说，在表达上，南科大有“勒令退学”的意向，但在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就像一个失恋的小伙子，明明是被女朋友甩了，却在人前趾高气扬地宣称：她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就直接把她甩了。

    综合以上分析，如果说我以前对南科大的担忧仅仅只限于可以纠正的体制纠葛与牵绊的话，那么，在目前看来，难以纠正的民族秉性和自身弱点，却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掣肘南科大发展的最大阻力。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南科大的试验失败了（尽管我十二分地希望它能成功），那么失败的原因，也许并不能简单地一味归结到体制之上，它必须从精神的高度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