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媒体和群众的舆论监督，本来是政府科学施政，完善施政手段、提高施政水平的有效手段。但是如何充分利用媒体监督的作用，充分发挥媒体监督的效益，如今依然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我们国内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不是非常厌恶和讨厌互联网带来的群体性声音嘛。因为群众是大多数，而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就不过那么几个人而已了，很容易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被淹没。所以“主流经济学家”很讨厌网络发言和表决。而讨厌的原因是害怕，他们害怕他们有违社会规则和人民意愿的“权威理论”被推翻，自身的权威不保。这是打击舆论的一种。

而另外一种，甚至比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更聪明一些，他们绝对不会蠢到逆流而动，他们采取更灵活的战略战术手段。我打你你不服气，我压你压不住反倒可能起反作用，所以我不妨采用“连横”的手段。既然我不能打压，我不能排挤，那我就迂回，我收买你，以奖励和银子为代价，让你为我所用，岂不是更好一些，大家一团和气，我不受伤，你得好处，“双赢”是如今最好的战略选择。在这个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就莫过于湖南郴州市了。

郴州市去年闹了几件全国轰动的事情，很是“风光”了一些，也正是这些风光让当地的领导人感到脸上无光。2006年的郴州，算是个新闻“高发地”。可惜，官场地震，是外省媒体率先披露；“碧利斯”导致的洪灾，隶属郴州的资兴涉嫌瞒报死亡人数，又要劳中央媒体千里迢迢赶去揭露。这些事件，作为当地政府领导下的政府喉舌，是断然不敢报光出来的。你要弄出来，今天你弄明天你的饭碗就没了，弄不好的甚至牢狱之灾也难说。但是中央媒体就不同了，“上面”来的，你得罪不起，人家看见你的黑底就给你个底朝天，我看你还藏着，我看你还掖着，我就这么报，你有什么辙？中央媒体之所以敢捅马蜂窝，一是以为是上面来的，你下面得罪不起。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媒体的社会良知以及媒体从业者的个人良知。但不管怎样，捅就捅了，反正有“上面”这个牌子，你拿我也没办法，也因此当地的领导人也是狠受了一口恶气。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地发生的事情，当地媒体是最了解情况的，但是为什么不能报出来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当地的媒体，报纸、电台、电视台那么多，为什么要劳烦中央和省里的媒体呢？难道当地的媒体不比外面来的更了解情况，更接近事实吗？显然不是。倘若是好事情，那么当地的媒体肯定是“锣鼓喧天”地进行鼓吹了。为什么发生不好的事情你地方媒体就不能实事求是如实地报道呢？因为你的饭碗捏在别人的手里，你要生存，你要继续“活”下去，你的财政，你的编制，你的升迁全部在当地权力部门的手中，所以黑幕你不敢捅，敲“边鼓”的事你必须得卖力。所以监督的重任就落在上级媒体的肩膀上了。

既然上级的得罪不起，那么我“怀柔”如何。我设立个“舆论监督奖”，专门奖给你，还有个荣誉市民的帽子等着你。我给你好处，我给你甜头，好事你尽管一个当一万个鼓吹，但是有不好的，你还好意思再开口吗？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你得了我的好处，我看你怎么好意思在我的后院放火。既然是“舆论监督奖”，不论从哪个方面讲，都应该是全面的开放的，谁监督了，谁发现了问题，就奖励谁。而从这一点出发，显然地方媒体和群众比上级媒体更有优势，更有发言权。那么为什么奖项就偏偏只给上级媒体呢？

舆论监督是开放性的东西，不是单项的垄断的东西，也不是专利的东西。不接受和尊重群众的监督，不信任群众的监督，就自然会寻求自己信任的喉舌。我不许你乱讲话，你乱讲话是不行滴。但是“上面”的你却没有权力封杀，既然我没有这个权力，那么我们就可以坐下来谈嘛，我给你银子，你帮我说话。我给了你银子，你还反过来说我的坏话？显然过意不去嘛。但是媒体毕竟是媒体，你的“糖衣”可能对某些人管用，但不一定就对所有人管用，你一时管用，也不见得就长期管用。

设立“舆论监督奖”，也许可以看作是件好事情。但是奖励定目标，圈圈子，则无论无何不能避开“封嘴”的嫌疑，即使避开，那也绝对无法绕开“变相行贿”的嫌疑。这或许应该是我们对郴州市新规定的唯一合理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