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谢肇淛有本书叫《五杂俎》，他在书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个专门以修补锅碗瓢盆为生的人，平日里走街窜巷、修修补补，养家糊口，小日子倒也过得下去。一天这个手艺人在郊外碰上了出行的皇帝，皇帝的皇冠恰好此时坏了，就招手艺人来修补，手艺人三下五除二，没费什么工夫就把皇冠修理好了，皇帝很高兴，就赏赐了他很多东西和财物。也是运气好，这个人拿着皇帝的赏赐往家赶，一只老虎出来拦住了他。原来这只老虎的爪子上扎了一根很大的刺，老虎请求手艺人帮它拔去爪子上的刺，手艺人照做了，老虎很快从树林里咬了一只肥硕的鹿作为报答送给了手艺人。手艺人高高兴兴地回了家，兴冲冲地告诉妻子，我今天掌握了两门快速致富的技术，以后有好日子过了。第二天，手艺人在自己的大门前树起了很大的一块招牌：“专修皇冠、兼拔虎刺。”
能够得到皇帝丰厚的赏赐和老虎慷慨的报答，对于一个靠手艺谋生的人，对于一个升斗小民来说难道不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吗？可是事情是有起因的，原因一半是归于能力，归于水平，归于手艺人精湛的修补技术。另一半可能就是归于所谓的运气了。同时得到人类天子和兽类之王的赏赐和回报，这是对手艺人技术的表彰与回馈。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同时，这恰恰也是一个悲剧的开始。皇帝的赏赐和老虎的回报在一个普通的手艺人的心里埋下了侥幸的不知所以然的祸患的种子。对于一个手艺人来说，不是守株待兔式地在家守侯好运，他必须认真地去钻研，去发展的水平，去发挥他的技术潜力。怎样能把锅或者碗修补得更结实，更完美，这才是第一的。
可以做个设想，这个手艺人挂起牌子后，就待在家里什么也不做了，享用着得来的赏赐，不思进取，等着皇帝的再次召唤和老虎的再次出现。日复一日，不但手艺和技术没有精进，反而把原来的也荒废了。打个比方，假如皇帝再次来了请他修理皇冠，假如老虎再次来了请他拔刺，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结果是可想而知道的，不是被皇帝处死，就是被老虎咬死。这个就是结局，一个完全中国式的悲剧结局。
杨振宁教授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专注于研究的科学家，他把所有的心思全部用在了科研上。得益于他的学术水平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在华人世界里第一次拥抱了诺贝尔奖。这件事情，无论对他自己还是整个华人群体，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这个杨振宁教授，得了诺奖后，也有些飘飘然了，自己把自己放在了神坛之上，时不时地发出一些奇谈怪论，时不时地做出一些警世骇俗的动作。我们不能说他江郎才尽，也不能说他不思进取，至少这么多年没有出什么成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近日杨教授又在到处发表言论，到处兜售他的所谓的“中国不需要诺贝尔奖”的怪论。而尤为令人可笑的是另外一个据说也是中科院院士，目前在英国某大学担任校长职务的杨福家教授，听到他们“本家”的言论后马上站了出来，表示反对。他偏偏认为中国需要诺贝尔奖。一个说需要，一个说不需要，这两个院士级别的“大师”，一个黑脸，一个红脸，一个说东，一个说西。要知道这个院士的招牌，说话可是一言九鼎的啊，搞得我们这些普通小老百姓一下子懵懵然不知所以了，不知道到底该听哪位大师的了。都是大师啊，你不能说大师的话没道理，道理肯定是有的，单凭一个院士的招牌就够了。公婆都有自己的道理啊，难就难在我们这些做“小媳妇”的郁闷了，该听哪个的呢？不该听哪个的呢？
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问题的本身。奖励是一个“需要”或者“不需要”的问题吗？奖励其实只是一个结果性的东西，是一个鼓励鞭策的引导性的东西，是对人们在某方面做出成绩后的一种肯定，所以奖励绝对不是一个目标性的东西。说到底，它只是一个结果性的东西，你要得到这个结果，就必须有前面奋斗的过程，没有过程哪里来的结果呢？你看到树上甜美的桃子，可是要吃到它你就必须爬到树上去，这样才可以摘到桃子。看见一个好的桃子就要好好地爬树，要爬上去。如果想吃桃子却又不想爬树，那也有一个法子，那就是坐在树下等。久而久之，或许可能会有桃子掉下来，但也有被树上的鸟把屎拉到头上的可能，这是完全不能排除的意外。
能不能得到诺贝尔奖，是水平能力和治学态度的问题。而需不需要则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成了一个人生态度上的问题。如果这样知名的科学家，不去做科研，而是互相打口水战，讨论一个“需要”或者“不需要”的简单问题，看起来简直是一个笑话，或者更象是一场闹剧。
中国本土的科学家为什么没人得到诺贝尔奖？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科学家”，有的只是几个“手艺人”，而且他们在忙什么呢？看看啊，他们正手拿茶杯，坐在自家的门口打着口水仗呢。门前挂着一张巨大的幡旗，上面书写两行醒目的大字：专等诺奖，兼做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