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公众尊为“无冕之王”到成为“防火、防盗、防记者”中那个被调侃的对象，“记者”这个特殊的群体随着社会风云变迁在短短数年间完成了从神坛走向世俗的嬗变。

媒体公信力淡化

当下，“记者”甚至成了一个暧昧的字眼。我们所熟知的《南方周末》1998年的新年献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里这样说：“记者所履行的职责，何尝不是对公众的一种“还债”——他要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的新闻，他还要告诉人们新闻背后的真相。对于这样一项职责，我们当然时时力有不逮，但我们愿意为此而竭尽全力。”

多么煽情的语言！媒体的公信力本应来源于对新闻事实的准确报道，而记者也本应是实践这一目标的人，但现实总是很难令人乐观。在假新闻满天飞的今天，公信力竟成了一个玩笑。在一次针对上海市民的调查中，有大约97.4％的人对媒体或多或少地报有怀疑态度。通过中国媒体所折射出来的真实性和公信力由此可见一斑。

现今的媒体固然可以引导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方向，却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光怪陆离的“海景”弄得心猿意马，不能自持。究上述之原因，无怪乎媒体受商业利益驱动，模糊了道德底线。我国尚且没有明确的可以称之为“法”的东西来保证信息的公开和真实，对造假者的惩罚没有法律依据，惩罚的力度也不够。法律的缺位造成了新闻界一定程度的混乱。

                           信马由缰的媒体话语权

新闻记者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滥用话语权。作为一个新闻受到政策管制的国家，话语权始终掌握在少数和特定人群中。记者正是掌握话语权的少数人之一。但如何慎用话语权，防止把“话语权”变成“话语霸权”是时下记者们应重点研习的课题。有的新闻记者利用信息不对称，对公众大肆宣扬某一信息而掩饰事情的真相，或断章取义，或南辕北辙，通过引导舆论得出自己的想要的结论，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如东北黑社会头子刘涌案在审判之前，已有无数媒体大肆渲染案情，开辟“纸上法庭”，言之凿凿地得出宣判结果了。

              浮躁的媒体寂寞难耐

有人说转型的时代难免伴随着浮躁，记者正是当今浮躁的时代中躁动不安的一群。如果说，媒体曾以报道“独家新闻”为荣的话，现在则是哄抢社会热点，全民炒作的年代。大至世界要闻，小至明星八卦，炒作的话题是如此的雷同，以致于你会发现每天只看一份报纸就够了，因为其他的报纸内容也都一样！什么“独特的视角”，什么要做“不一样的新闻”，统统抛在脑后。社会已经进入了“快餐时代”，资讯不也只是快餐而已。想在这千人一面的所谓“圈子”独善其身则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曾经是无数记者心目中纯净的“圣地”，因为它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在喧嚣尘世中守望那些被世人忽略的角落，但即使辉煌如“冰点”也难逃被停刊的命运。

                          道德底线在哪里

有媒体宣称要做“社会的良心”，这源于一个重要原则——社会契约原则，即“能有效运行的媒体企业都需要通过优质的新闻产品及其它行为服务于公众利益，来达到一个较高的公信力指数”。姑且不论这些媒体是否信守与社会订立的道德契约，一些记者的表现已经突破了普通民众的道德底线！在一次重大事件的采访中，中央电视台二套和四套的记者为了争夺拍摄的有利位置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面前大打出手，他们又是怎样坚守的“道德底线”？

           “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写外稿，四流记者拿红包，五流记者为本报。”这首流传甚广的打油诗可谓是对部分记者形象的准确写照。尽管“拿红包”的记者被调侃为“四流记者”，事实上“拿红包”仍是许多记者乐此不疲的事。于是乎，大大小小的新闻发布会上为红包奔波的记者们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社会良心，道德底线，统统抛在脑后。谁说咱是“社会公器”？咱心甘情愿做“名企私器”！一些掌握版面资源的编辑、记者，甚至开起了夫妻店，让自己的另一半开家公关公司，专门在自己负责的版面上帮企业发稿子，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尽管历数了记者的种种不是，最终我还是忍不住为记者们说句公道话：造成这样的局面，并不能全怪记者，体制的原因才是根本的原因。

体制的僵化严重扼杀了记者创作的热情和勤奋的天性。囿于国内的实际情况，本文不再就此问题进行阐述，权且以下面的话与君共勉。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他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