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周制度各地有别，针对我身边的妄议一二。

    周六中午刚刚放学，值周长（我班刚刚结束学校的值周工作）拿着反馈单来找我，说：“您在上面写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在反馈给家长的信里写上了这样的一句话：“郑渊洁说小学的班干部制度是培养汉奸的制度，而教育中的值周制度也许就是导致家国分裂的制度。”他是针对这个问题来找我的。

    我说：“怎么了？”

    “老师，你这么写，让同学们怎样理解啊？”看来，他的值周长工作还是很尽责的。

    “为什么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呢，即便学校规定有扣分的硬性指标，你们就不能自我调节一下吗？”

    “那样的话，分就扣不下去了。您老说，别把值周生的身份当成权力的象征，结果同学们就缩手缩脚啦！”他站在值周长的角度，这个话是没问题的。

    “你不是为了扣分而扣分吗？”

    “老师，那我们见到校园不正义的行为，不该扣分吗？”

     “你说的不正义行为是什么行为？你昨天给王老师班的学生扣了2分，我问过你，也就是在一楼楼梯栏杆外侧站着，你看到了就下了2分的扣分单。你说这是危险动作，我问过你，你制止没有。你说，制止了。我说，那不就行了吗？他们对你的劝阻认同，表明他们听从了你的管理，你充其量下个警告就可以。你知道吗，王老师知道原因后很生气，要狠狠地罚那两个学生。你也知道，为了这个值周扣分，每个班级都有各自的处罚规则，我们班级也有，你知道他们受罚的滋味，这个你想过没有？”

    “可我不能允许不良现象在我们眼前听之任之啊？”

    “你知道什么叫劝善，古时候叫‘劝人为善’，‘善’是全出来的，不是‘罚’出来的？”

    “那我们不能用法治化管理吗？”呵呵，他这个问题太有高度了。

    “我们中国做不到（是不是我也有些武断？），但你要知道，制度是人制定出来的。你看能不能单一地用制度化管理，其实这是不行的，必须配以人文化管理。否则，乱套。”后来，我想过，单一地靠制度化管理，很可能造成富士康13连跳的可怕结果。

    “但问题是，我们在其他场合扣的分，送到各楼内的楼长那里，有很多都改了！”

    “你一扣就扣人家2分、3分，哪个班级受得了？”

    “但小雨同学在我眼里是最负责的同学啊？”小雨管理操场分担区的卫生工作，由他手中扣的分要分别交到所扣班级的楼长手中。

    “但你发现没有，有两个班主任来找我们同学处理扣分的事情，不都是因为尺度没控制好吗？”如果被扣分的班级班主任出面来找分或是调查，这对于值周班和值周班的班主任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因为人家出面本身就是对你工作的否定。

    “那也不能私自改分啊？”

    “那怎么就不可以呢？（我这个反问似乎有违教育常理）人家班级表现很好，就是因为操场上的一些事情，被扣得一点信心都没有，这合理吗？再说，改分也不是私人感情因素，无非把你们的2分3分改成1分。这种平衡本身就是一种技巧，你何苦把班主任间的工作用你们的视角来评价，班主任间相互比拼，‘好勇斗狠’，你们喜欢吗？”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各学部的班级越来越少，很多都是4个了，而不是以往的8个。分的高低，似乎就变成了班主任工作的一个标志。人家一分没扣，就你没满分，谁脸上也挂不住，包括我。

    我接着说，“我上一拨学生第一次值周，我说，你们别使劲给人家扣分，有问题反映到班主任那去。之后，有班主任说，老殷你班学生咋那么事多呢？我说，我让的。随后，那8个班，4个五星级班级，4个3星级班级。我随后对他们学年组长说，我学生事多点，被你们骂，比你们事多了被骂哪个你们更接受？”

    我又说，“打个比方，什么是有经验教师，什么是没有经验的教师？没经验的教师是出了问题才处理，有经验的教师是发现要出问题，而不让问题出现。你们的工作是不是也要事先做些什么呢？”

    “老师，那你说我们对不良现象的制止岂不是没有意义了吗？”他似乎在转移话题。

    “你如果不是值周生，你对这些行为还能不能管？”

    “我想不能！”他笑着说。

    “那我告诉你，你们从中获取的意义就是，在值周中，你们锻炼了敢于说‘不’的能力。但你们必须要明确一点，你们敢于说‘不’，是以一种近似于独裁的制度赋予你们的权力，而不是你们内心历练的结果。”

    “老师，那你说这种制度不合理，你认为什么制度最适合呢？”哈哈，把俺当领导了，这个梦俺是不敢做的。

    “换个角度就可以啊，做得好就给旗，而不是做的不好去扣分！”呵呵，不知道这是不是换个角度，也许这还是换汤不换药，其实我还说了很多话，这里不便写了。

    “老师，您总说不让我们做班级的反对派，那您这在学校不也是反对派吗？”这臭小子，将我一军。

    “我反对值周制度，但我贯彻执行啊。我只是给你们提出些要求而已，我也改变不了这个现状，我所说的，就是我希望你们思考的啊？”

    他听完我的话，眨眨眼笑。

    随后我们的谈话结束，他走出办公室后，旁边的一个老师说，你看你把学生难为的。我说，不，你看学生把我难为的。是啊，我没有能力和理由反对眼前既定的，但我有能力拿出一个平台供学生思考。

    抑或我成了一个反对派，但我知道：高度决定责任，视野决定情怀。我的学生，你们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