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哈佛商学院教授Michael Porter出版了《国家的比较优势》一书，提出了“产业集群”（Industry cluster）的概念。他发现，在世界经济中，许多相关产业都集中在几个地区，形成集群。这样的布局，不仅能够提高集群中公司个体的生产力、刺激创新，而且还可以催生新的产业。

其实，产业集群并非二十世纪的新现象。中世纪的欧洲，就有“低地国家”（今日的比利时、荷兰地区）和北意大利的纺织业、金融、贸易集群。明清江南地区，也成为棉纺业和丝织业的集群。日后伯明翰、底特律，乃至今天仍然相当兴旺的硅谷、好莱坞、拉斯维加斯、曼哈顿，都属于不同形式的产业集群。这种产业集群的生成，有赖于天时地利人和。比如，良好的地理位置所提供的贸易孔道、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异的制度环境、以及突出的人口素质，都能创造这样的集群。不过，Michael

Porter一开始就强调，从理论上来说，至少在现代社会，地理位置不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开放的全球市场、高速的交通、便捷的通讯，按说能够使任何公司在任何地方都跳上一个平台来竞争。可惜，在现实中，地理仍然是竞争的核心因素。为什么呢？因为集群的地理因素未必仅仅是水陆交通的便捷和自然资源的丰富。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到当今的瑞士、温州，许多地区缺乏这些狭义的物质上的地理优势，却频频催生了重要的产业集群。目前，学者们把目光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地域的特定制度框架、文化环境和人力资源等方面。

在前工业时代，城市无疑是手工业和贸易、金融的中心。其实那时就已经有了手工业向郊区或农村“外包”的现象，但郊区和农村仍然依赖城市的商业网络生存。十几个人的作坊，就是一个大企业了，在城市中很容易容身。十九世纪末工业化在西方全面展开，大企业兴起，景观大变。特别是汽车业这种需要大规模流水线的产业，占地广大，在传统城市难以立足，必须到郊区另起炉灶。城外的制造业带有此而生，改变了以城市为生产中心的格局。

这一变化，对欧洲和美国的影响又大为不同。欧洲在工业化以前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城市传统。特别是随着工商业发达，以土地贵族和乡村绅士为代表的传统精英，渐渐接受了工商阶层的价值，纷纷迁居城市，使社会、文化、和金融资源在城市不断集中。现代工业的崛起虽然把生产中心移往郊外，下层劳动阶层也渐渐被挤出，但白领和上流社会反而更往城市集中。这就是欧洲城市所谓的“绅士化”（gentrification）过程。美国在工业化的前夜，仍然是个不停西进的边疆社会，城市的根基尚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手拉手地展开。中高产即使在市中心上班，也选择在郊区居住。大量劳工阶层迁往郊区，其实居住和工作地点的距离可能更近。查一查美国几个大城市的人口历史就知道，一百多年来，虽然美国人口翻了几倍，但城市人口往往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能走的都走的。留下的，往往是走不了的穷人。这就造成了美国都市中心贫困破落、犯罪率攀升的社会问题。

二十世纪末，几股大潮开始冲击美国的这一城市结构。首先，全球化重塑了世界制造业的布局。制造业不停向第三世界外包，美国都市郊外的工业带渐渐成为“锈带”，被“抛荒”。第二，随着第三世界制造业的成长，能源需求不断加大，导致油价飙涨。在远郊和城市间通勤的中高产，往往一周要花七八十美元加油，而市区的停车费一个月也往往几百块。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开车的费用成为房贷之后的第二大笔开支。更不用说，大家都这样通勤，必然制造严重的拥堵，原来两个小时的通勤变成了三个多小时。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精力上，都越来越难以承受远郊的生活。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工业社会迅速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经济日益白领化。后工业时代的白领产业集群，和工业时代的制造业集群有相当之不同。制造业是流水线式的巨型工业组织，员工围着机器进行重复性劳动，几乎被化约为机械手，其个人技能的复杂性比起中世纪的手工艺匠人也差许多，自然更谈不上创意了。公司组织异常复杂，但公司中的劳工所从事的工作则简单得如同“傻瓜相机”般的操作。这样的产业集群，是公司间的集群。白领经济则是高知识、高科技型的，严重依赖个人的创意。各种人才面对面互动、碰撞出多学科的火花，成为竞争力之关键。所以，白领的产业集群，更是各种人才的集群。

近来许多学者的研究强调，高度发达的现代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之所以无法破解地域的产业集群优势，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集群不是基于某地的水陆运输之便或自然资源之丰富，而是在于该地区人才的汇聚。另外，多种产业的集群，比单一产业的集群更有优势。底特律就属于单一产业集群。汽车业一衰落，则整个地区都衰落。纽约、波士顿等地，则是多重产业的集群：金融、医疗、教育、传媒、工程……几乎无所不包。这就造成了多种人才的聚合。他们之间的互动，能够不断地刺激新产业的诞生。

这一局面，显然对城市有利。城市有着郊区所没有的密度，而且从来都是五方杂处之地，在单位面积范围内容纳的人多。这些人的背景又更加多元，自然使集合性的互动更有强度、也更有创造力。

从这个角度看，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发展战略，有着相当本质的不同。工业时代，城市的竞争力在于如何吸引企业，或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招商引资。人是不重要的。大工厂流水线上的简单工作，一个高中没有毕业的人都能承担。劳动力如同机械部件一样，可以随时被替换。所以，只要大企业肯来安营扎寨、创造就业机会，劳动力就会接踵而至。人追着企业走。后工业社会则大为不同。用比尔.盖茨的话说，如果把我们20名最聪明的员工挖走，微软就马上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企业。企业依赖人才，追着人才走。所以，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设计城市发展战略时，强调的是城市的宜居性，保证素质最好的人愿意选择在这里生活，哪怕为此牺牲招商引资。从长远看，高素质的人在哪里汇聚，企业就追到哪里。高素质的人看一个城市，往往先看城市的环境状况、孩子学校的教育质量、文化品味等等。纽约、波士顿等等“前卫城市”的繁荣，也在于人们提起这些城市来就觉得酷。

全球化，给工业化的城市提出了新的挑战，也给后工业化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全球化的产业链变化多端，象底特律那样主宰汽车业近一个世纪的局面很难再出现。比如，富士康已经成为中国一些城市的核心企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这样的局面也许就能维持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供应的减退，都可能促使富士康向世界其他低薪地区转移。苹果竞争力的丧失，或者苹果本身抛弃富士康而选择其他的代工企业，也可能在几年内对中国的一些制造业城市形成重大冲击。相反，五方杂处、人才济济的后工业城市，则更容易适应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全球化变局。对于那些一天一个主意的创新人才来说，世界的变化越快、越莫测，就越能显示他们的比较优势。所以，在全球化的后工业时代，中国即使仍然是个制造业大国，城市发展也必须具有后工业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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