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政府大力推动保障房建设，受到许多批评。批评者的理论无非是说保障房不符合市场规律，并以保障房建设超标、住户违规欺诈等等现象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应该承认，保障房确有户型过大、超标的现象。保障房前长期停着私人车，被有车族占据，也时有报道。但是，以此来反对保障房的建设则根本站不住脚。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清查保障房的超标、违规欺诈等等，技术上相对比较容易。如果政府下决心认真查处，并且严厉惩罚弄虚作假者，有钱人就不会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侵占保障房。

事实上，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在人口密度大、都市集中的地区，保障房早已成为了基本的社会福利。大约85%的新加坡居民居住在组屋中，大约一半的香港居民居住在公共住房中，荷兰的主要大城市，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等等，公共住房也占住房比例的一半左右。在世界的经济自由度排名榜上，香港、新加坡占据头两名，荷兰为第15，中国大陆仅排在第138。在世界经济竞争力的排名榜上，新加坡第二，荷兰第七，香港第十一，中国大陆第二十六。就连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在700多万住房中就有三十多万是公共住房。而澳大利亚的经济自由度在全球排第三，经济竞争力为全球第二十。研究一下发达国家的经验就知道，保障性住房和市场经济及经济竞争力不仅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

这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过上百年的探索，通过一系列的错误，在保障性住房方面已经摸索出相当珍贵的经验。这里兹述一二。

第一， 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保障性住房鼓励小户型的集约居住模式，节省能源，保护环境。小户型占城市住房的主流，就自然加大城市的人口密度，使得公共交通更有效率。比如，发达国家一些大城市，在市中心的小户型住房周围不设停车位。因为这里公交四通八达。这是中国大城市最容易学习的地方。象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市中心公交基础设施还是初具规模的。在完善市区公交的前提下，可以取消市区内居民区的停车位。特别是在保障型住房附近，严禁停靠车辆。这样监督起来也相当容易，只要见到私车就拖走。如果发现是住户的车，就要对其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清查，看看是否属于违规侵占。

第二，  贫富混居，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保障性住房的大趋势。二十世纪前半期发达国家有不少保障性住房，把穷人集中在一起，结果人为地制造了贫民区，有的成为犯罪的渊薮，只能被迫拆毁。这些都是建筑和城市规划史教科书上的经典案例。而象荷兰这种安宁和谐的社会，公共住房和商品房不仅在一个区里，而且混合在一个建筑中，连邻居之间互相都不知道谁住的是公共住房，谁住的是商品房。不同阶层的人自然而然地互相沟通，增加了社会的凝聚力。遗憾的是，国内一些反对保障性住房的人，对这些经验熟视无睹，甚至要求贫富分区。这岂不是人为地制造社会的分裂？

第三，  保障性住房覆盖的人口比例要大一些。新加坡、香港、荷兰等等，都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在土地资源紧张的地区，通过保障性住房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了基本的居住条件，降低了生活成本，抑制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反而会提高经济竞争力。毕竟，每个城市都需要大量的警察、售货员、教师、公交司机、环卫工人、秘书等等。如果这些人都住豪宅，他们要挣多高的工资才能生存？谁还卖得起菜？最近国内有些人指责说，在市中心黄金地段大建保障性住房是巨大的浪费。其实，这明明是许多发达国家惯常的做法。道理很简单：为城市提供基本服务的人员，如售货员、教师、文秘人员、环卫工人等等，不仅是典型的上班族，而且往往要最早到达市中心的工作岗位。用房价把他们挤到远郊，等于通过漫长的通勤延长了他们的工作时间，而且给交通带来巨大的负担，导致拥堵、空气污染等等城市病。近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化，如摧枯拉朽般地把市中心许多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拆迁，使得低收入家庭在市区五立锥之地，破坏了城市的社会生态。在市中心大规模修建保障性住房，无疑是对此必要的修正措施。那些在市中心为城市提供关键性服务的低收入阶层，在申请这样的保障性住房时应该具有优先权。

当然，所有这些经验，要好好地学来，基本的前提在于保证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廉正性。面对屡禁不止的欺诈违规，政府不仅要加大清查力度，而且有施以严法峻刑之必要。情节特别恶劣者，甚至可以没收其财产，杀鸡儆猴。同时，遵循社区自治的原则，鼓励居民成立有关的委员会，监督保障性住房的分配。总之，保障性住房是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石。保障性住房管理不好，是政府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