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的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中国内地出版参展团共签署版权输出 3553项。 11月17日新闻出版总署召开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专家评审会，该工程包括“中国学术名著系列”和“中国文学名著系列”两大系列。而正在这个时候，把中国名著介绍到国外的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去世了。这使一些论者大为感慨，称“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中译英领域里，就好比中国两弹一星事业里的钱学森。”美国汉学家葛汉文说过的一段故事也被翻出来：一个留美的中国博士生翻译了贾平凹的《废都》，可惜水平太差，翻译出来的东西“是一堆文字垃圾”。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在《人民日报》撰文也指出：“没有翻译，谈中国文化走出去，谈提高软实力就是句空话。”

我等在海外当教书匠，给美国人讲了不少中国历史，大概也算是文化传播者了。但我听了这些话，不免有些诧异。中国人为什么要操心把自己的经典翻译成外文呢？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终生的合作，乃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偶然”产品。日后文化交流越多，这种跨国婚姻就越多，制造类似的“偶然”产品的机会也就越多。这种“偶然”产品有更好，没有也用不着操心，更不必去搞什么工程。毕竟，把中国的经典翻译成外文，是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外国人的需要，当然主要应该由外国人自己来操心。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自己要操心的事情很多，何必拿出那么多资源为了外国人的需求搞什么工程？

孔子曾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你的文化如果博大精深，对人类有重要贡献，人家会以唐僧取经的精神来挖掘介绍你的经典。这事情用不着你自己去作。我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十几年，从来没有人听美国人在那里担心：怎么把我们的经典翻译成中文？！人家琢磨的倒是相反的事情：中国人翻译了我们的东西，给版税了没有？我们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了没有？总之，虽然人家比我们富得多，但并不那么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白送给我们。怎么作为穷人的我们，反而要争先恐后地往人家富人家里送东西，甚至还要倒贴钱呢？

说到底，这还是一种文化虚荣。这种虚荣，则建立在文化贫乏的基础上。中国过去有着辉煌的文化，其中的经典已经被西方广为翻译介绍，比如《伦语》的英译本就有好几个。另外，现在西方学中文的越来越多，值得介绍的中国经典，会更多更及时地被介绍出去。问题是，传统的经典再丰富也是有限的。一个文化如果丧失了继续创造经典的能力，你就不能指望人家会不停地翻译。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软肋。现代中国文化，创造了什么值得世界注意的东西？如果没有或少得可怜的话，何必操心翻译的问题？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也是文化成长的关键。但对中国人来说，要操心的是怎么把人家的东西拿来，而不是把自己的东西送出去。人家的东西拿不来，自己的文化就因为缺乏滋养而无法成长，文化产品的质量也就会很低劣，乃至白给人家也不要。中国的翻译界，不停地出常凯申、孟修斯这样的笑话，说明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的力量之弱。在这种情况下，我看把中国经典翻译成外文的“工程”应该叫停，把人才和资源集中起来将外国的东西译介成中文，满足中国人的文化需求。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文化贡献，要留给西方人去评介。毕竟他们是为西方人提供了文化服务，把外来文化的养分介绍给了西方。国内许多对他们无限追捧的人，大多恐怕是在起哄：这些人并没有读过他们的翻译，甚至不太懂英文，更体会不出其英文的韵味了。对中国文化来说，严复的意义则要大得多。我们要寻找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严复，而不是二十一世纪的杨宪益和戴乃迭，不管这对夫妇是多么值得我们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