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知道薛涌，因为他在大洋彼岸已经生活了十余年；也有一些人知道薛涌，因为他从来没有中断过以文字的方式漂洋过海还乡归来。

薛涌是个争议不断的人，2004年，他和儒学思想家蒋庆围绕“应不应该读经”在《南方周末》展开讨论。薛涌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由家庭主妇所支配的经济比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支配的经济更能叫做市场经济，这就是他所提倡的“反智主义”。薛涌是个乐观主义者，即使他所倡导的“主义”离现实还很遥远。

不久前，薛涌出版了新书《学而时习之——〈薛涌论语〉研究之一》，他用横跨中西、贯通古今的方式，解读《论语》，印证自己的理念。

根据时代需要解读经典

记者：新书《学而时习之》是你特意为当前的国学热、孔子热而作吗？

薛涌：我想不是。几年前我就跟传统文化派有过辩论（反对读经），两年多前在《南方周末》写过一篇《向历史要回我们的孔子》，提出儒家传统和宪政衔接的问题。我还提出传统要经过“西化”才能复兴，指出东亚儒家文化圈中那些传统文化保存最好的地方，比如日本、韩国，都是最西化的，中国传统必须跟西方文化对话才能有出路。这些东西讲了几年了，去年假期时候我想要写成一本书，《论语》共20卷，1卷就写了一本书，我还要继续写下去。

记者：有评论说解读经典者往往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分析，你读《论语》那本书，强调孔子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以及社区自治的好处，似乎是在印证这句话，因为以前好像没有人这么理解过，而且在个别具体话语上的解释或者说翻译，也跟别人不同，是不是想出奇制胜？

薛涌：一方面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解读孔子，异想天开解释古人的话，我是研究历史的，懂得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我们看待历史，要根据现实的需要，孔子对我们有没有意义，能否成为经典，是在于是否能够回答这个时代的问题。

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再去解读经典，应该跳出国学这个系统，站到世界的角度，读孔子，要结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人这么讲过《论语》，我认为短期内不会产生影响。国内需要几年时间接受，我对此是很乐观的。

身边有很多“于丹”

记者：现在国内的这种热潮你认为正常吗，或者说是一种好现象吗？

薛涌：这件事本身好坏不论，社会发展这么多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这是文化自信提升的表现，任何国家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但平心而论，现在的这种“热”有一些病态，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但文化上有所中断，上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处于文化沙漠状态，80、90年代有短暂的文化热，但后来又发展现代商业化，根本培养不出文化人来。现在空喊“国学热”有些虚张声势，但聊胜于无，总得有个开始。

现在是“中学热，西学冷”，国内对西方的了解太少了，我写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书，在很多人眼里就成美国专家了，但其实我也只是个业余，想要挑战我很容易，这只能说明国内研究不足、不深。

记者：于丹在国内受到了很多来自学术阵营的抵制，对此你怎么看？

薛涌：我对于丹的现象倒有些看法，她的书我拿来读过，但没法儿看下去，但这不构成批评理由，我对于丹在国内遭到的批评不太理解。“于丹热”很说明问题，让我们看到中国需要什么人。

在美国的很多常青藤学校比如耶鲁，比如哈佛，都设有神学院和宗教系，那些基督教研究学者的研究很深，他们的书在美国也没什么人看，圈子很小，从来不为人所知。但也有一些在电视上出现的传道者，他们的鼓动性很强，场面的热烈程度就像NBA赛场一样，出的书一印就是几千万册，在美国非常有名，赚的钱很多。虽然这些传道者有时很狂野，甚至粗俗，但是那些学者并没有为此发火，他们知道社会需要什么。

美国的教堂比超市还多，老百姓只要有需要，觉得有压力了，随时可以走进教堂向牧师倾诉，在我看来，那些牧师就是于丹。可以看出，于丹们起了这样的作用，人们需要鼓舞、励志，需要心理医生，整个社会存在着行业空缺，所以于丹才会受到这样的欢迎。我也很不理解国内学者对于丹的抵制，那是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

个人喜欢美国文化

记者：你在自序中说到了中国文化的失败，这是你基于一种结果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很复杂的一国文化来说，是否过于武断？

薛涌：文化的目的，是看他是否使人们生活得更好。在美国，你不小心在公园丢了一双手套，一个礼拜之后到管理处还能拿回，那里摆放着很多失物，没有人管，都是人们自己来认领。在美国很有安全感。

记者：但是国内对美国也有很多印象，比如犯罪率高，枪支泛滥等。

薛涌：美国人均枪支持有数量不止一支，那是因为管理不严，管理不严的原因是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偶尔有枪击事件也就成了大新闻，说明这种事情并不多发。

记者：你定居美国的原因是中国文化的失败还是另有原因。

薛涌：我个人的原因就是喜欢美国文化，在这里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有时候还不如公共汽车司机多，但精神生活比较富足。

在美国讲《论语》不成功

记者：可是身在美国，你的关注点似乎还在国内，有人说你想成为民间意见领袖，这是你的真实意愿吗？

薛涌：如果真有这么个头衔，而且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我受宠若惊，欣然接受，但要是领导任命的，我肯定不当。

记者：你的这些学说是只针对国内的，还是作为一门学问也同时投放在美国市场，或者说你的学说在美国有市场吗？

薛涌：都是针对国内，在美国我给学生讲过两次《论语》，是结合柏拉图讲的，不是很成功。原因在于中西文化的隔阂，孔子的东西太片段，没有系统理论，都是一句话形式，学生们不容易接受。

记者：身在美国会让你把一些国内的问题看得更透彻，还是因为距离而产生了社会文化心理的差距和隔阂？

薛涌：是有人说我不了解国情，还指责我煽动。我的回答是：你要是说我煽动，就必须承认我了解国情，不然我是无法煽动的；说我不了解国情，就别说我煽动。

记者：美国是你心目中的理想型国家吗？

薛涌：其实美国也有各种问题，但正如基督教所说：“人间没有天国，天国在天堂”，我觉得在这儿挺好。

反智主义就是一人一票

记者：关于你的报道或文章一般出现在相对专业的杂志或版面上，现在如果让你对普通的读者阐释一下你的“反智主义”和草根才是主流，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薛涌：“反智主义”就是一人一票，不管是小民百姓，还是知识精英，他们的权利对等，都是只有一票。

记者：学者吴稼祥在《中国需要“反智主义”吗？》中曾经问到，“反智”反的是什么，知识，还是知识分子？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薛涌：反对由知识而形成的特权，我不会反对知识。知识可以为人们的参与提供参照，却不能代替参与本身。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认为“反智主义”有必要？以前的“反智主义”是作为贬义词出现的。

薛涌：上世纪80年代末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才慢慢理清楚。

贿选比不选举好

记者：你提倡人们更多地关注并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但就目前中国的情况你觉得这种提法现实吗？会不会是把美国的情况过于乐观地嫁接到中国国情上了呢？

薛涌：不说现实不现实，至少我们是需要的，这是时代的呼唤。现在有网络、有博客，老百姓有很多发出声音的渠道，村民民主选举，即使有贿选发生，也比不选举好，至少人们知道自己手中有了权利，你想当官得从这儿要。

老百姓开始对权利觉醒。中国有很多机会，所以要做好准备。

记者：多数人觉得中国目前的现状，还没有到反智的时候，而是一个正处在提智的阶段。而且，即使是参与普通的国家公共事务和识别知识垄断也需要辨别能力，也许一些人不知道这一票的意义，对于他们的“模糊立场”，你怎么看？

薛涌：布什能当总统，说到底是2000年佛罗里达州的一群糊里糊涂的老太太填错了选票，就是因为公民有了选举的权利，那些候选人才有了拉票的过程，四处兜售自己的理念。

也许他们一开始不懂自己手中的权利有多值钱，也不知道权利是自己的，但经过了一定的过程，就知道这权利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是你的多少钱也不会卖了。一种健康、透明的民主制度的建立，肯定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文/本报记者赵丽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