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边界>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年1月
城市是定居人口的汇聚地。中国长期实行城乡分离的政策,流动人口一向被视为对
城市的正常秩序的威胁。这套计划经济的思路,在今天这样高度城市化的时代,还
没有完全改变。
纵观人类历史,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人口由动变静。但由农耕社会转入工业社
会,人口又由静变动,其中城市是促进人口流动的主要制度基础。英国工业化初期,
城市生活环境恶劣,人口平均寿命短促,城市人口本身无法维持既有水平,全靠农
村的人口不停涌入,才得以维持城市化的进程。没有这些流动人口,就没有现代的
城市化。一个有生机的城市,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但城市真正的动力,恐怕还在于精神上的流动性,或者说流浪的气质。美国目前几
个最有创造性的城市,如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等,都具有这样的精神气质。2000年,
保守主义评论家David Brooks写了一本Bobos in Paradise,提出一个新概念Bobo,
即Bourgeois Bohemians(波西米亚中产阶级)。接着,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地域经济
学家Richard Florida出版了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两书从不同角度,
揭示了城市的流浪精神。
说到流浪精神,自然要谈上个世纪60年代风行的Bohemians(波西米亚阶层)。这个词,
意译应该是流浪者,指的是一些流浪艺人、作家。在60年代的美国,这个词特别指
新一代有文化的反叛青年。提起这些人,大家马上会想起嘻皮士,想起当时校园的
反战运动、性解放、吸毒、摇滚乐等等。总之,这一代人挑战既有秩序,反抗权威,
脱离了传统的事业格局,成为不为现有体制所容的流浪者,是变成一股社会的颠覆
力量。
但是,美国社会对这一代宽容了。很快,这一代人进入中年,开始主宰社会。当他
们逐渐变成社会中坚时,美国正好赶上信息时代的革命,产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新技术突飞猛进。他们在大学所受的良好教育与他们那种桀骜不驯、敢于
突破传统定见的性格相结合,正好使他们在这个时代具有了超常的创造力,成为新
技术革命的先锋。最后,他们从自己要反叛的社会中大发其财,成为美国历史上最
富有的中产阶级,即所谓“波西米亚中产阶级”。
Richard Florida指出,这样的阶级,实际上超越了60年代那一代人,如今成为“创
造阶级”。他们在精神上没有定居点,变化不定。但这也是他们的创造性所在。哪
个城市拥有了这个阶层,哪个城市就有发展的动力。原来对社会有颠覆性的力量,
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
检讨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我们的社会其实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文
革后第一代大学生在80年代初进入社会时,也形成了一股具有反叛性的力量。许多
人觉得自己不为现有秩序所容,毕业“不服从分配”,成为城市中的“黑户口”、
自由职业者,加入了“盲流大军”。当年北京有圆明园的“画家村”,如今又有宋
庄、望京等自由职业者的聚居地。有关部门对这些的地方总是再三抵防,甚至清理
取缔。总之,这样的地方似乎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形成了威胁。
其实,真正有动力的城市,要仰仗这些社区和人群的存在。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流
浪者,如同当年美国的“波西米亚”流浪族一样,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他们
都有一技之长;第二,他们认为现有的秩序限制了他们的才能,必须突破;第三,
他们放荡不羁、独往独来,不肯居人之下,专注于自己的创造。在经济的守成时代,
他们会成为愤世嫉俗的“多余的人”。但是在经济转型的开创时代,他们如鱼得水,
很快融入主流社会,带动全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今的中国,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济正处于脱胎换骨的转型期,
是开拓者的时代。一些文化流浪汉的聚居地,也应运而生。认真调查一下这些小社
区的居民成分就明白,这里的人,大多还属于社会边缘性人物。他们还没有取得成
功,没有经济力量搬入一些昂贵的社区,甚至没有固定职业,生活非常不稳定。但
是,也正是这些人,绝处求生,满脑子疯狂的创意,充满了要征服世界的野心。他
们之中,许多人最后会成功的,会因为自己的创造力,成为百万富翁,搬出这样的
社区,登堂入室。但是,他们为社会创造最大的价值的时期,常常就是他们居住在
这样的社区的时期。
对这样的社区管理过于严苛,甚至加以打压,会使我们无形中失去一些潜在的文化
产业。比如,在卡通片上,日本、印度纷纷进入好莱坞,其文化产品充斥美国市场,
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我们的画家,则常常被日本的厂家拉去,充当卡通片的廉价劳
工。象这样的产业,恰恰需要非主流的作家、艺术家、计算机技术人才一起组合创
造,是典型的文化流浪型产业。互联网已经相关产业的兴起,更给这些文化流浪者
提供了新的创造空间。精明的城市管理者,不会排据这样的人才,而应该通过建立
一系列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来吸引这些人才。让这种文化流浪精
神,给城市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城市是定居人口的汇聚地。中国长期实行城乡分离的政策,流动人口一向被视为对
城市的正常秩序的威胁。这套计划经济的思路,在今天这样高度城市化的时代,还
没有完全改变。
纵观人类历史,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人口由动变静。但由农耕社会转入工业社
会,人口又由静变动,其中城市是促进人口流动的主要制度基础。英国工业化初期,
城市生活环境恶劣,人口平均寿命短促,城市人口本身无法维持既有水平,全靠农
村的人口不停涌入,才得以维持城市化的进程。没有这些流动人口,就没有现代的
城市化。一个有生机的城市,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但城市真正的动力,恐怕还在于精神上的流动性,或者说流浪的气质。美国目前几
个最有创造性的城市,如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等,都具有这样的精神气质。2000年,
保守主义评论家David Brooks写了一本Bobos in Paradise,提出一个新概念Bobo,
即Bourgeois Bohemians(波西米亚中产阶级)。接着,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地域经济
学家Richard Florida出版了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两书从不同角度,
揭示了城市的流浪精神。
说到流浪精神,自然要谈上个世纪60年代风行的Bohemians(波西米亚阶层)。这个词,
意译应该是流浪者,指的是一些流浪艺人、作家。在60年代的美国,这个词特别指
新一代有文化的反叛青年。提起这些人,大家马上会想起嘻皮士,想起当时校园的
反战运动、性解放、吸毒、摇滚乐等等。总之,这一代人挑战既有秩序,反抗权威,
脱离了传统的事业格局,成为不为现有体制所容的流浪者,是变成一股社会的颠覆
力量。
但是,美国社会对这一代宽容了。很快,这一代人进入中年,开始主宰社会。当他
们逐渐变成社会中坚时,美国正好赶上信息时代的革命,产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新技术突飞猛进。他们在大学所受的良好教育与他们那种桀骜不驯、敢于
突破传统定见的性格相结合,正好使他们在这个时代具有了超常的创造力,成为新
技术革命的先锋。最后,他们从自己要反叛的社会中大发其财,成为美国历史上最
富有的中产阶级,即所谓“波西米亚中产阶级”。
Richard Florida指出,这样的阶级,实际上超越了60年代那一代人,如今成为“创
造阶级”。他们在精神上没有定居点,变化不定。但这也是他们的创造性所在。哪
个城市拥有了这个阶层,哪个城市就有发展的动力。原来对社会有颠覆性的力量,
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
检讨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我们的社会其实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文
革后第一代大学生在80年代初进入社会时,也形成了一股具有反叛性的力量。许多
人觉得自己不为现有秩序所容,毕业“不服从分配”,成为城市中的“黑户口”、
自由职业者,加入了“盲流大军”。当年北京有圆明园的“画家村”,如今又有宋
庄、望京等自由职业者的聚居地。有关部门对这些的地方总是再三抵防,甚至清理
取缔。总之,这样的地方似乎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形成了威胁。
其实,真正有动力的城市,要仰仗这些社区和人群的存在。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流
浪者,如同当年美国的“波西米亚”流浪族一样,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他们
都有一技之长;第二,他们认为现有的秩序限制了他们的才能,必须突破;第三,
他们放荡不羁、独往独来,不肯居人之下,专注于自己的创造。在经济的守成时代,
他们会成为愤世嫉俗的“多余的人”。但是在经济转型的开创时代,他们如鱼得水,
很快融入主流社会,带动全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今的中国,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济正处于脱胎换骨的转型期,
是开拓者的时代。一些文化流浪汉的聚居地,也应运而生。认真调查一下这些小社
区的居民成分就明白,这里的人,大多还属于社会边缘性人物。他们还没有取得成
功,没有经济力量搬入一些昂贵的社区,甚至没有固定职业,生活非常不稳定。但
是,也正是这些人,绝处求生,满脑子疯狂的创意,充满了要征服世界的野心。他
们之中,许多人最后会成功的,会因为自己的创造力,成为百万富翁,搬出这样的
社区,登堂入室。但是,他们为社会创造最大的价值的时期,常常就是他们居住在
这样的社区的时期。
对这样的社区管理过于严苛,甚至加以打压,会使我们无形中失去一些潜在的文化
产业。比如,在卡通片上,日本、印度纷纷进入好莱坞,其文化产品充斥美国市场,
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我们的画家,则常常被日本的厂家拉去,充当卡通片的廉价劳
工。象这样的产业,恰恰需要非主流的作家、艺术家、计算机技术人才一起组合创
造,是典型的文化流浪型产业。互联网已经相关产业的兴起,更给这些文化流浪者
提供了新的创造空间。精明的城市管理者,不会排据这样的人才,而应该通过建立
一系列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来吸引这些人才。让这种文化流浪精
神,给城市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后一篇:美国教授的工资单 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