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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的失衡

(2006-08-02 19:12:42)
摘自: 薛涌 "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查 新星出版社, 2006年6月, 24 元

McKinsey报告对中国大学的评估虽然在网上引起一点小小的波澜,但似乎很快被中
国高等教育界忘记。大家注意的,是最近所谓“泰唔士报”把北大列为亚洲第一的
新闻。
McKinsey报告虽然是从跨国公司的立场出发,但所揭示出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失衡,
必须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该报告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无法为纷
纷涌人中国的外国企业提供足够的人才,而且无法适应全球服务业的急剧扩张。
中国的大学,当然不能以为外企服务为目标。但是,既然中国目前是最大的外资吸
收国,就必须考虑对这些外资提供人才服务的问题,否则外资就不会再来。没有一
个人数重多的白领阶层为庞大的外资提供必要的雇员,只会鼓励那些不需要雇员太
多技能的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这些企业,绝大部份是低端的制造业,工人只要埋
头给人家缝衣物、制鞋子就可以了。高端的企业,因为需要大量中层白领,就会在
中国止步不前。这样发展下去,我们永远会停留在给人家打工的地位,中国的经济
结构就难以升级。
衡量一国经济结构的“级别”,指标之一就是衡量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其GDP中所占的
份额。一般而言,制造业依赖廉价的劳工,创造的附加值小,在GDP中比重越大,这
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就越落后。服务业依赖大量白领,创造的附加值大,在GDP中比重
越大,经济结构就越先进。比如美国的制造业在GDP中仅占15%,但服务也占75%;德
国制造业占GDP的23%,服务业占69%;日本制造业是其GDP的21%,服务业则为68%;
新加坡的制造业占GDP的28%,服务业占65%;韩国的制造业占GDP的23%,服务业占62%。
相比之下,中国的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例太大,达到39%,服务业则仅占33%。这比
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还不如。比如,印度的制造业仅占其GDP的16%,服务业则占
51%;菲律宾的制造业在其GDP中仅占23%,服务业则占53%;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占GDP的
31%,服务业则占42%。也就是说,在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几乎是唯
一一个制造业的份额超过服务业的国家。
在这种服务业严重偏小的局面下,中国的大学仍然无法为服务业提供足够的白领。
那么一旦中国的服务业扩张、达到国际正常水平,中国的白领荒就会更加严重。或
者说,因为不能通过这一白领瓶颈,中国的服务业永远无法达到一个良性的水平。
这就是McKinsey报告值得我们警醒的原因之一。
问题出在哪里?几个简单的数据就可以说明许多问题。第一,中国对高等教育的投
资,从2000年到2002年增长了50%以上,幅度不应该说不小。但是,学生数量的增长
更快。结果,平均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投资反而减少了5%。这自然引起教育质量的下
降。盲目扩招的结果,是培养了大量不合格的学生。
第二,教育投资的分布严重不均。在北京,平均花在每个大学生身上的钱要比平均
花在上海一个大学生身上的钱多30%,尽管上海平均在每个大学生身上的投资高居全
国第二。而北京一个大学生的消耗,比起另外31个省份中的25个省份中的学生来,
要高出一倍以上。
第三,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缺乏流动性,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到外省工作。
这样的不均衡,是什么造成的呢?McKinsey报告没有具体分析,但我们不得不反省。
对此,我坚持我在近着“谁的大学”中提出的一贯观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运动,把大量教育资金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的名牌大学中,牺牲了小大学的利益,造
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严重失衡。比如国家对北大、清华两校的大笔拨款,一下子就
把全北京地区高等教育的成本拉起来,使其他地区的大学得不到必要的资金。这种
教育失衡,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集中在大城市
的大学生们,当然也就不愿意向其他地区流动。这一趋势一旦形成,就会积重难返,
地区之间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差距就会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我的“谁的大学”,已经为解决这样的难局提供了方案: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拨款,
要逐渐从直接拨给大学、转化为直接拨给学生。这实际上就是“教育券”在大学中
的实施。考到不同分数线的学生,按一定标准拿到国家奖学金,然后自己决定把这
些奖学金拿到哪个大学去花。这样,学生就成了大学的衣食父母。为了争夺学生,
大学不仅会为教育质量展开激烈竞争,而且会控制教育成本的提高,提供低价格的
服务,使得学生少花些钱。一些在大城市的名牌大学,因为运营经费较高,成本大,
学费必然会比较高。而一些偏远地区的小大学,运营成本较低,可以发挥自己的价
格优势,吸引一些支付不起大城市费用的学生。
这样的措施,还可以鼓励民办大学的成长。只要民办大学达到一定水平,获得承认,
就可以吸收拿到国家奖学金的学生。如今国家把资金集中在几个大学校,民办大学
很难竞争,这就无法鼓励民间的资金流向高等教育。我在“谁的大学”中,特别考
查了欧洲大学的经验,很值得中国的高等教育界参考。我的基本结论是,国家办大
学,在只有少数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时代还可以维持。因为那时上大学的人少,消耗
的费用有限。但是,一旦大学平民化、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投资就会急剧提高,单
靠国家拨款根本无法支持。欧洲的高等教育过度依赖国家,几乎每个年轻人都想上
大学。国家有没有这么多钱,结果只好偷工减料,把几万学生送到为一万学生设计
的大学中,造成班级过大、教育质量下降。这种现象,实际上在中国正在发生:国
家的高等教育拨款不管怎么增加,也赶不上大学生人数的扩张速度。最后只能投机
取巧,让本来教20个学生的老师教40个学生。而美国私立大学比较盛,虽然学费较
贵,但国家、学校和社会提供的奖学金也比较多,反而能够满足各阶层学生的要求。
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投资,按平均人头算在下降。这样的下降趋势,只有靠民间资
本进来才能够平衡。现在的中国,怕的不是所谓“野鸡大学”,怕的是上不起的大
学。如果大学越有名,国家就越肯投资,那就只能鼓励各大学不惜工本上项目、拉
明星,名气上来了,国家的钱要到了,教育成本也增加了。最后只能是贫者愈贫,
富者愈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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